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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安纳堡时，他常深更半夜来电话，声音沙哑：“我是艾伦。”他跟我东拉西扯，谈梦，谈最近的旅行，谈他的男朋友。我不属于他的圈子，这种闲聊对他很安全。
有一天，他在我的电话录音机留言，声音气急败坏。原来有个住波士顿的中国人被同行打了，状告到艾伦法官那儿。他得到的情报相当具体：鼻青脸肿。“为什么要打得鼻青脸肿？”
他在电话里怒吼，似乎马上要发表一个关于鼻青脸肿的声明，再让媒体相互打得鼻青脸肿。
“为什么鼻青脸肿！”他又问。我试着帮他理清那鼻青脸肿的历史，没用，他越听越糊涂。
中国人的事他是永远弄不清的。
艾伦有过中国男朋友，是个来自云南的小伙子，用的是笔名。我在艾伦家见过他。他个头不高，很精明，在国内大学读英文专业时，他写信结识了艾伦。艾伦早就告诉我，他要为一个中国小伙子做经济担保，让他来纽约读书。我当时还纳闷，他老人家哪儿来的这份儿慈悲心肠？小伙子一到就住进艾伦家，管家、做饭，兼私人秘书。艾伦很得意，不用下馆子，天天吃中国饭。那天我去艾伦家，只见小伙子手脚麻利，一转身，四菜一汤。艾伦也待他不薄，除了给他缴学费，还另付工资。几年后，小伙子攒够了一笔钱，回国办喜事。艾伦告诉我，那小伙子是个双性恋，他诡秘一笑，说：“他什么都想试试。”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诵是个好机会。他怒吼时八成两眼没闲着，滴溜溜乱转，寻找猎物。等到售书签名，搭讪几句，多半就会上钩。我想同性恋之间的信息识别系统并无特别之处，也少不了眉目传情。有个小伙子在等待签名时告诉艾伦，他也写诗。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诗太差，不可救药。”说到此，艾伦叹了口气，“他太年轻了，只有十九岁。”听起来有股惋惜的味道。
市面上出版了两本艾伦的传记。按他的说法，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摇摇头，“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他说，我听着。一天夜里，克卢雅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忍无可忍，艾伦把他赶出去。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伦叹了口气。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了。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艾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来，向我眨眼。
记得艾伦来安纳堡看我，在我住处门口，他搂着我，用湿漉漉的厚嘴唇猛亲我腮帮子。站在旁边的李点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头子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系做客座教授。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一个沉默的教授！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我向艾伦求救，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这，等于请神仙下凡，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价码是天文数字。艾伦很痛快：“为哥们儿，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书鲍勃气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扩音器。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我发现他近些年的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结束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抱拳致意。
九○年夏天，汉城。上午开会，艾伦把我拉到一边，叮嘱我晚上别出门，有人来接我们，还有俄国诗人沃兹涅辛斯基。记住，别告诉任何人，他把食指贴在厚嘴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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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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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积几十年地下斗争之经验，巧妙地避开了盘查，把我和沃兹涅辛斯基领上汽车。一个中年汉子跟我们握手。出城上山，道路越来越荒凉，最后在夜色中的住宅区停下。一帮孩子叽叽喳喳，把我们拥进一家临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个人影应声出来，双手合十。据中年汉子介绍，这是朝鲜有名的庙外高僧。
高僧家眷在院子里支起小桌，端来饭菜，斟上家酿米酒。我们席地而坐，中年汉子做翻译。那高僧黝黑，结实得像砍柴的。他从不念经，娶妻生子，能诗善画，还出过不少书。有些画，是把毛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的，可见其野。艾伦平时滴酒不沾，也跟着众人干杯。沃兹涅辛斯基开始发福，总乐呵呵的，跟想象中的那个解冻时期愤怒而尖刻的俄国诗人相去甚远。月朗星稀，酒过三巡，我们的话题散漫，从中国古诗到朝鲜的政治现状。
回旅馆路上，艾伦毫无倦意，大谈野和尚。他就是这样，凡是跟当局过不去的、惊世骇俗的、长反骨的、六指的，还有鼻青脸肿的，统统都是他的朋友，恐怕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我会面的主要原因。
艾伦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趟西藏，他盘算了很多年，最后把时间锁定在九六年夏天，跟旅游团混进拉萨。年初他跟我叨唠此事时，又决定西藏之行后，秘密访问北京、上海。他问我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轻诗人见见面。不久，他病倒了，死亡没收了他的计划。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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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瑞·施耐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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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瑞请我到他的写作课上去讲讲。他告诉我，只要天气许可，他的课几乎都在户外。我们来到戴维斯（Davis）植物园的一片草坪上，同学们把两张野餐桌并起来。那形式有点儿像野餐，不过吃的是诗。盖瑞坐在中间，他问谁最近写了诗。大家互相看看，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子举起手，开始背诵，声音有点儿紧张。一首情诗，关于爱人的眼睛。盖瑞闭眼倾听，他请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励，深吸了口气，这回声音舒展，很动情。盖瑞点点头，作了简短的评论。然后轮到我。
对于教写作，盖瑞倾向于一种东方式的师徒传授关系。如果那位师傅恰好是大学教授，徒弟算是找对门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学生是带着这种东方式的隐秘冲动来拜师的，我怀疑。大学就是大学，按艾伦·金斯堡的极端说法，大学的功能只是在“编目录”。盖瑞对我说：“当然，灵感在大学里是不能教的。”他宁可让学生们夏天跟他进山干活，获得灵感。
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联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他和艾伦的性格正好相反。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按理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俩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盖瑞跟我讲起他和艾伦的头一次见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园的自行车铺，他正在打气，艾伦走过来，作自我介绍。算起来，那时他们才不过二十出头，震撼美国的“垮掉一代”运动还没有开始。
盖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大学混了一年，他作为水手出海了。上岸后，他在西北山区当守林员。再下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的诗。然后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中出家三年，削发为僧。最后师父让他致力于佛经翻译，于是还俗。也幸亏还了俗，美国诗歌才获得新的声部，环境保护运动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国后，在北加州的山区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和艾伦时，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照片。那次见面是秘密的，大概由于我神经紧张而引起错觉，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当时掠过一个念头：他们准是疯了。
从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盘算着去山上朝拜他的这座“庙”，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开始“疯”的。但阴错阳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实在不便打扰。据盖瑞描述，他的“庙”和一般的美国农舍相比，除了禅堂，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不拒绝现代技术，家里有煤气，有电视，有电话电传，甚至还有电脑网络，不过他们的厕所是原始的。他讲起一对夫妇做客的故事。那来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从原始的厕所里蹿出来，惊呼：“里面有蜘蛛！”她在那儿完全不能进行必要的循环。她问盖瑞，最近的一家带冲水设备的厕所在哪儿？盖瑞告诉她有三十英里，在一个加油站。于是他们开车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厕所。
不知艾伦是怎么被说动的，也在盖瑞家附近买了块地。那个因现代文明发疯的诗人，绝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来，那样只能加重他的病。艾伦跟我提起过这块地，说他将来要在上面盖房子，请朋友来玩。他试着用自己的声调讲盖瑞的故事。对他来说，那恐怕是一种投资，至少是对友谊的投资。在汉城，他讲起如何跟盖瑞一起打坐。提起盖瑞，他充满敬意，那是极少见的。他信喇嘛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作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
盖瑞信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绝不极端。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着迷，至今认为某些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不，”他坚决地说，“佛教远比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