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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我认识了南非诗人兼歌手哥特（Gert）。他是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小伙儿，晚到了两天。“基督”告诉我，他开车去机场接哥特。小伙子有点儿惊慌失措，“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来接我……”“基督”笑着回答，“诗人中没有等级制度。”
我和哥特上街。他胡子拉碴，穿粗布小褂，露出结实的臂膀。我逛商店时，他坐在咖啡馆给女朋友写信。这是他头一回出远门。他在地图上指着他的家——南非腹地的小镇，请我下次来一定去看看。“那儿的生活很不一样，”他说。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眯缝着眼睛，直勾勾的，有点儿狡黠，有点儿迷惘。
我们在一家印度快餐店吃午餐。他当过跑堂、守门人和酒吧保镖——“我表面很壮，其实胆小如鼠，在紧急关头，随时准备逃跑。”他的英文短促含混，不易听懂。这两年，他作为歌手开始走红，出了激光唱盘。今年夏天，鹿特丹诗歌节要请他去朗诵。说到此，他眼睛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诗歌节进展顺利。朗诵前诗人们互相买酒，开玩笑。英语集团和法语集团交叉走动，不会出现偏差。我突然想起R·S·托马斯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们从没有互相发现，日子会好得多，有大片的水域隔开他们。也许他是对的，交流引起新的争斗——由于新的支配欲望，这自然是很痛苦的事。
牙买加的罗娜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的，她正忙着凑份子，给诗歌节的组织者买礼物。“撒哈拉人”在露台上，面对黑暗发表演讲：该死的美国文化，用美元占领了全世界。我的家乡啊——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黑手党”换了副墨镜和一条白色领带，对“撒哈拉人”做出如下评论：“他把他的沙漠理想化了。他为什么住在法国，从来不回到他那可爱的沙漠去？”“基督”皱皱眉头说，“这恐怕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困境——把自己的过去理想化。”
“黑手党”在舞台上比在现实中容易理解，他的诗是黑色的，与穿着一致。
“白求恩”的诗跟他的panion罗娜一样，充满了色情的意味，有许多关于器官的描绘。
他们俩把诗当成卧室的镜子。
“哲学家”在朗诵前，发表了一个关于诗的声明。
哥特抱着吉他上台，他用一个特制钢架把口琴固定在嘴边，边弹边吹边唱。他的声音放松，略有点儿沙哑。同时，投影机把一组照片打在银幕上，其中有家庭合影，有伸向天边的铁路，有城市的灯火。那是关于一个乡下小伙儿淡淡的忧愁和离开家乡的惆怅，还有对远方的向往。
我们在一家印度饭馆进餐。我喝多了，为阮锥夫妇唱了印尼民歌《星星索》，为阿娜唱了罗马尼亚民歌《乔治参军》，为“白求恩”唱了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和“基督”合唱了《国际歌》。
南 非 行（2）
三
由于时差，我很早就醒了，打开电视，看CNN早上六点钟的新闻。印尼的政局动荡，学生运动随时有被镇压的危险。忧心忡忡的阮锥夫妇，成了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他们打不通电话，五个孩子都卷入了，一个还是小头目。而阮锥本人，被认为是当地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回去有被关押或拒绝入境的可能。
牙买加的罗娜告诉我，她打算买一束玫瑰送给组织者。
“撒哈拉人”的胃不舒服，说那是西方食物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在法国吃什么。他变得少言寡语，一脸沮丧，摇着长食指：No good。
我们乘车经过墓地时，“黑手党”突然讲起他的安妮表姐。“我那时还小，头一回见到从南非来看我们的安妮表姐。她又高又壮，一对大奶子。她使劲搂住我，差点儿没把我憋死。打那时候起，我最害怕女人的那个部位。我妈让她和我姐住一起。安妮表姐很好奇，东瞧瞧西看看，我姐屋里贴满了爵士乐明星的海报。她突然从中窜出来，大声尖叫：‘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黑鬼？’我妈气得大骂：‘你以为你是谁？没尾巴的野兽，给我滚！’安妮表姐被赶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谁也不知道她的行踪。这么多年了，说不定已经埋在这儿了……”
我们到一个穷人区参观。在国外住久了，很多东西都淡忘了。那景象让我感到震惊：骄阳、尘土、铁皮窝棚、衣不遮体的孩子和简陋的墓地。两栋没有颜色的旧楼分别住着单身男女，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到城里谋生，相当于我们的盲流。第三栋楼晾满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帜，为绝望的生活带来温情。向导正介绍时，一头牛走到路中间，拉了泡屎，甩着尾巴懒洋洋地走开。
仅几里开外，是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城市，名字很怪，叫“新德国”（New Germany）。“啊哈，我喜欢这个名字，”“黑手掌”高叫道：“我前年就他妈被德国救火车撞上，满脸是血，到现在衬衣还没洗干净。”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我发现在他黑手党式的外表下，有颗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少见的怪人，收藏了八千张爵士乐唱片，是那种七十八转胶木的，还有八十副墨镜和五十套黑西服。他虽然戴墨镜，对人对事的判断却相当准确。我问他干嘛晚上戴墨镜。他不假思索地说：“用不着看太清楚。我们判断人不是根据他的表情，而是动作。”
我们来到一家贫民区的图书馆，五间平房空荡荡的，仅左厢房有十几架书，装在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中国功夫片。“撒哈拉人”不顾病痛，又开始抨击美国文化：看，媒体无所不在，靠的是什么？美元！他妈的，我们的家园被美元毁掉了……
一位当地的黑人作者告诉我们，六年前这里的书架空荡荡的。他和几个朋友四处募捐，和官僚交涉，才有了现在的规模。他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撒哈拉人”跟着跳起来，叫喊着，抡胳膊跺脚，有点儿像文化革命的造反舞。在我的请求下，加拿大的罗娜背诵了她在私立学校读过的那首诗，关于洋葱头的爱情。“黑手党”读了他黑色的诗。
八九个黑人小姑娘在院子里更衣。进图书馆时，我给她们照相，排后面的提起裙子，学明星的样子搔首弄姿。鼓声响起，领舞者高呼，众人应和。她们踢腿翻跟头叠罗汉，动作难度极大。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告诉我，非洲舞蹈中有很强的竞技性，甚至练到残酷的地步，有时候比舞等于拼命。鼓声戛然而止，指导一招手，全体舞蹈家跟着挤进一辆小车，伸出的胳膊好像两排木桨。
我们回到了“文明世界”，在一家旅馆草坪的遮阳伞下，喝着啤酒，眺望起伏的非洲青山。同桌的阿娜，被隔壁的三个罗马尼亚人认了出来，拉去合影留念。阿娜告诉我，她在布达佩斯不敢上街，否则寸步难行。
天色转暗，一场暴雨来了，在把所有诗人赶进旅馆前，先被淋成落汤鸡。
第二天早上我遇见阮锥夫妇。形势并不明朗，警察和学生在街头对峙。苏哈托中断了国事访问，匆匆赶回雅加达。军队在调动中，但总司令表示绝不会镇压群众。总司令是他的忠实读者，阮锥有些得意地透露。是的，他强调，很多人盼着他回去。
牙买加的罗娜，穿紫色长裙，抱着一大束红玫瑰，喜气洋洋，让大家在一张卡片上签名，上面有对组织者的美好祝愿，好像她不远万里，就是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
“基督”一早飞往津巴布韦，参加那儿的一个文化活动。他留下一首诗，是写给我的，请“白求恩”代他朗读。
今天是诗歌节的闭幕式，每个诗人都要登台。但组织者强调，每人一首，越短越好，不得超过三分钟。诗人们鱼贯上台下台。轮到摩洛哥的达哈，他在朗诵前，用纯正的英语说了几句话，把我和“白求恩”吓了一跳：达哈会英语！语言竟如暗器一般，可乘人不备。
最后一个是阮锥。他持厚厚一摞手稿，声称他近日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有诗为证。头一句用英文O fantasy（噢，幻想），剩下的统统是印尼文。他像个真正的巫师，读一页，顺手把这页手稿抛向空中。除了偶尔重复fantasy外，在座的恐怕无人能懂一音一字。他嗓音嘶哑，眼睛燃烧。我琢磨，国家兴亡，把可怜的阮锥弄疯了，把我们当成雅加达广场上的狂热的群众。他读了二十分钟，手里还攥着把没撒出去的咒符。我和“白求恩”决定退席，刚出门，听见有人喝倒彩，阮锥草草收场。
牙买加的罗娜终于把玫瑰献了出去。
幕布落下，夜的舞台转动。我们在一家餐馆坐定。明天只有少数人留下，去野生动物保护区，大部分人要回家了。
餐馆一角，有歌手演唱。加拿大的罗娜跳起舞来，一直跳到街上，带动着几个认识不认识的年轻人。“黑手党”领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她是诗歌节颁发给中学生的诗歌奖的落选者。签名时，“黑手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她高兴极了。女孩的父亲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他，最后由我们几位作保，才勉强同意。“黑手党”彬彬有礼，鼓励女孩子写作，领她跳舞，他身子笔直，用右臂带着女孩旋转，像影子搅动光明。
“白求恩”和法语集团的“哲学家”举行会谈。当然，是通过翻译。达哈不再会说英语，他用餐巾纸堵着耳朵，四处溜达。他跟我用手比划——太吵。玛德告诉我，达哈在台上说的那几句英语，是她事先写好，念了很多遍才记住。
我们点了赛蒙（Simon）和嘎分寇（Garfunkel）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如《沉默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烦恼流水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撒哈拉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叫：“这些美国垃圾，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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