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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大教堂。
离开英国，我们又去了美国，回到中国，接着是多年的漂泊，我中断了和迈克联系。
一九九○年春天我到英国朗诵，在伦敦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迈克愣了一下，惊呼起来：“我的孩子，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找你！”对一个在街头电话亭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来说，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泪。我们约好在一家餐馆见面。迈克又是全家出动。坐下，他紧紧盯着我，眼镜后面聪明而忧郁的眼睛布满血丝。他明显发福了，看来年龄和家庭压力正在逼他就范。不，另一个迈克在说话。他愤世嫉俗，大骂英国诗歌界的堕落和势利，让我吃了一惊。
我问起邵飞为他配画的那本诗集，更让他生气：出版社毁约了。看来这个世界成心要毁掉一个诗人。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倾泻了对世界的所有怨恨后，突然沉默了，喝着杯中的残酒。我看着他的儿子，提议去买两本书给他们作礼物。进了附近的一家书店，迈克的表情变得明朗起来，像被内心的灯照亮。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各挑了一本书，让我签名。他叮嘱嘎比要好好保存，仿佛这不是本书，而是他的精神遗嘱。嘎比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一别又是几年，我偶尔收到迈克的明信片，都是简短的，跳跃式的，像诗歌笔记。他的字迹小得几乎消失。我请他用打字机，他最后屈辱地接受了。他把愤怒和绝望诗意化——诗越写越好，每个词都获得了重量。
九三年我在荷兰，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应该热爱生活。接着告诉我他不在图书馆里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国际书展的主任，公司设在伦敦，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就是说，他下海了。我真心为他高兴，这也许能让他在吞噬灵魂的官僚体制外透透气，至少他可以用“公家”电话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国，早上总是被来自伦敦的免费电话吵醒。他的话题跳来跳去。除了诗歌，他开始抱怨工作，抱怨老板和同事，然后转而抱怨他的老婆。汉娜几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写作。我闻出家变的味道。
九五年春天，迈克坚持要我参加他主办的布拉格国际作家节，但又无法负担路费。我有生头一次自费去朗诵。能看得出来，迈克真心地喜欢布拉格。几乎每天晚上他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但我嫌太吵。在心惊肉跳的节奏中，迈克告诉我，他在伦敦暗恋上一个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告诉我，国际书展的主办权已被捷克人夺去，他们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装展览。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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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人迈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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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我从巴黎坐火车通过海底隧道去伦敦，正赶上迈克的生日。他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带着一条法国名牌领带和一瓶波尔多红酒，和住在伦敦的诗人胡冬一起赴宴。迈克已经和老婆分居，等着办离婚手续。他在伦敦北郊的富人区租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公寓，后窗临湖，晚霞铺在水面。家中并没有别的客人，孤独的迈克。我们打开一瓶红酒，为他的生日干杯。酒后他的话多起来，抱怨汉娜通过离婚抢走了嘎比，还要进一步敲诈他。在我们去饭馆前，他给嘎比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儿子，北岛在这儿。我又想起我这个精神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二十五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前年年底，我和迈克在迈阿密海滨的遮阳伞下喝啤酒。这是我们头一次在美国见面。他的老父亲就住在附近。我突然问：“你不想搬回美国吗？”“不，这不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像你一样。”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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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中国儿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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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开始降落。我从窗口看见盐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土地。飞机的影子在上面滑过，像对不准焦距。后舱有人合唱圣诗，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怀鬼胎，降落到摩门教的圣地——盐湖城。
旅馆面山，窗外落满准备过冬的虫子。我找出英文讲稿，对着那些虫子练习朗读。犹他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蓝纳（Lanner）讲座，本届主讲人是乔纳森·思班斯（JonathanSpence）。我纯属陪绑，参加讨论。临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讲稿，我匆匆写了篇回应，电传给朋友，译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在耶鲁教书，是十几本书的作者。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几乎本本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的大都是传记。如关于帝王心路历程的《康熙自剖》，传教士的传奇故事《利玛窦的记忆迷宫》，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个曾漂流欧洲的教会守门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问》。依我看，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再说，历史本来就是个故事，就看我们怎么讲了。
今晚是我的朗诵会。我在旅馆大厅碰见刚到的乔纳森和夫人金安平。乔纳森长得极像007扮演者康纳瑞（SeanConnery）。安平告诉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签名合影。不知康纳瑞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人们拦住问：“你是乔纳森·思班斯？”
我朗诵时，乔纳森表情严肃，像康纳瑞在《以玫瑰的名义》里扮演负责办案的神父，坐在听众中间。我躲开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药涂在经书上的人。难道诗是一种毒药？
九一年春天，我应一家国际慈善组织Oxfarm的邀请，到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他们请乔纳森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朗诵会头天晚上，他的学生文朵莲请我们吃晚饭，在座还有文朵莲的女儿和艾略特。乔纳森来了，抱着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坚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据文朵莲说，多少耶鲁的女学生为之倾倒。那天晚上，惟我独醉。醒来，大家兴致未尽，有人提议去看末场的电影《菊豆》。散场后，我醉意未消，哈佛广场像甲板在我脚下摇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剧场朗诵时，酒精仍在我脑袋里晃荡。我那困难的表情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流亡之苦，和乔纳森翩翩风度及典雅的英国口音恰成对比。就在我们向非洲难民象征性地致意时，美军成千上万颗飞弹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开车从纽约去波士顿，路过纽海文（NewHeaven），去看望乔纳森。他正经历婚变，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小录音机——不真实，像小剧场的后台。我们的主角乔纳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儿，正幕间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馆吃牛肉面时，乔纳森讲起他去广西的经历。他正着手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我似乎看见他头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当地农民的行列，一起走进那本书《上帝的中国儿子》（God'sChineseSon）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纽海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乔纳森领我们穿过街上那些绝望的手臂，来到一间空荡荡的芭蕾舞练习厅，再钻进隔壁小房间，这就是他的书房。我环顾那剥落的墙皮和窗户上粗粗的铁栏杆，不禁感叹道：“这真像监狱。”“哦？”乔纳森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边呢。”
盐湖城之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清，街上人影搅动着灯光。朗诵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纽约人”用餐。一个政治学教授用张戎的自传《鸿》纠缠我。他的手势特别，中指和戴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无名指分开，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断我的思路。晚餐时，他坐在乔纳森旁边，那把“剪刀”伸向乔纳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络腮胡子。
第二天，我们驱车去附近的滑雪胜地——花园城（Garden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过午饭，我们沿着寂静的街道散步。阳光闪耀，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们两口子手牵着手，像初恋的情人。乔纳森和我谈起诗歌。他和安平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Stevens）和毕肖普（ElizabethBishop），最近开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Frost）。乔纳森叹了口气，说：“我有时真厌倦了历史，想多读读诗歌。”
九四年春天，乔纳森邀请多多和我去耶鲁大学朗诵。他结束了幕间休息，进入第二幕。场景变了。他们在纽海文郊区买了一幢带歌特式窗户的楼房，花园里还有一个中国亭子。我头一次见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学院教中国古代宗教史。她并不算漂亮，但有一种东方女人的魅力。她总是眯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尝甜食。乔纳森忙着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却被安平的一举一动所牵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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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中国儿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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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园城回到旅馆，匆忙更衣。我根本不会打领带，在镜子前面抓住领带挣扎着，就像一个不小心钓到自己的渔夫。今晚是乔纳森的压轴戏，他像他的领带一样镇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诉我，每次乔纳森演讲，其实都紧张得要命，甚至连上课时也难免。在舞台灯光下，乔纳森的脸显得有点儿苍白。他讲得很好，讲皇权思想，从乾隆、康熙到现在。
晚上，我们在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