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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亚洲诗歌的声音很弱。
北岛：这和英语的强势文化有关。亚洲诗人也常参加国际活动，但占的比例很小，多半都是点缀。日本有不少重要诗人，如大冈信，吉刚正造，谷川俊太郎等。若再加上阿拉伯语世界的诗人，亚洲诗歌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弱。比如，住在巴黎的黎巴嫩诗人安东尼斯（Adonis），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和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
翟： 很多在海外的诗人，像多多、杨炼、张枣，他们境况怎样？
北岛：除了张枣，别人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想在海外的诗人和国内的相比，虚无的压力超过了生存的压力。国内太热闹了，而海外又太孤寂了。我想对写作来说，还是孤寂好。
翟： 怎么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翟： 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国内诗歌界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翟：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北岛：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翟： 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七十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
翟：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翟：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北岛：七○年，就是那年春天听了食指的几首诗后。在这之前我写旧体诗。
翟： 中篇小说《波动》是七四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七四年，改了三稿，七九年定稿，八一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翟： 为什么没继续写下去？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翟： 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翟： 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翟： 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翟：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翟： 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翟： 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翟： 在你离开中国的十年里，语言变化很快，新词层出不穷，第一次回去，有没有新鲜感或距离感？
北岛：现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关系，它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会受太多影响。
翟： 那怎么看那些用现在日常语言写诗的人？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你们当时用革命话语写诗？是不是说明日常生活和诗歌在从前和现在都有着密切关系？
北岛：其实用所谓日常语言写诗，进入诗歌后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如革命话语进入我们的诗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它早被我们的写作颠覆了，虽然还保留着某些阴影。日常生活和诗歌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物体和镜子的关系。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翟： 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他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翟： 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四年里，换了七个国家，搬迁十五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翟： 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翟： 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
翟： 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翟： 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
翟：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北岛：但问题是，诗人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翟： 说说在美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