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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春天，我到墨西哥的莫尔里亚（Morelia）参加一个国际环保会议，这个会议请的都是科学家和作家。贫富悬殊像一道巨大的裂缝横贯墨西哥。我忘不了跟着汽车跑的那些光屁股的孩子，他们眼睛中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们到山林中的一个蝴蝶巢穴考察。上千万只蝴蝶，每年从这里出发经美国飞到加拿大，再返回这里过冬，行程几千英里。坐在树林中，只见蝴蝶遮暗了天空，翅膀发出轰鸣。
开完会回到墨西哥城，我给帕斯打了个电话，是玛瑞朱丝接的。她用法语大声呼唤帕斯，能听见房间里的回声。帕斯接过听筒，问我住在哪儿，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请我吃顿午饭。美国小伙子若贝托（Roberto）陪我一起去，他曾做过帕斯的秘书，母亲是墨西哥人，他的西班牙语跟英语一样好。我一直问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跟一个古巴作家同居。
餐馆在郊区的山坡上，外观像古寺，草木掩映，大半餐桌散置于花园中。若贝托去查订位名单，没有帕斯。他猜帕斯用的是假名。一会儿，帕斯和夫人来了，他戴了一顶遮阳便帽，蓄起满脸花白的胡子，像戴着毛皮面具。
那一阵子墨西哥偏远山区正闹游击队。话题像苍蝇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落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上。帕斯和若贝托争论起来，看法截然相反。帕斯一下翻了脸，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厉声喝道：“你美国佬懂什么？滚回家去！”若贝托闭住嘴，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把话题岔开。
那天帕斯情绪不对劲，跟我也争起来。说起英国诗人奥登，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原创性，帕斯急了：“要是奥登都没有原创性，你说谁有？”
国际环保会议闭幕了，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我注意到记者们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什么。达官显贵并没怎么引起他们的重视，而帕斯一出现，强光灯全亮了，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当天的晚间新闻播放了他对游击队的看法，我认识的几个墨西哥朋友都在摇头。后来听说帕斯后悔了。
帕斯的名声太大，免不了遭人忌恨和暗算。他常在报刊上跟人打笔仗，打得飞沙走石。艾略特告诉我，斗争使帕斯年轻。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病倒了，先在美国做了心导管手术，不久又发现癌症，而大火得寸进尺，吞没了他的过去。
就在帕斯去世前一个多月，艾略特赶到墨西哥城，参加帕斯基金会的开幕式。帕斯坐在轮椅上，极少说话。当人们颂扬他的成就时，他向前扬扬手，那疲倦的姿势在说：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是帕斯的八十大寿。仅仅四年前，他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毫无病痛和大火的阴影。美国诗人学会在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朗诵会，请来约翰·艾什伯瑞（JohnAshbery）和马克·斯特兰德（MarkStrand）等美国诗坛的大明星，也请了我，滥竽充数，据说是帕斯的提议。我找来帕斯的诗集，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失望。在我看来，是他追求宏大叙述的野心毁了那隐秘的激情，这在被称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太阳石》等长诗中尤其明显。我选来选去，还是选中那首他早年写的《街》，仍有初读时的新鲜感。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答说：“每分钟我们都是另一个。现在讲着他者的人与一秒钟以前讲着他者的人不同。那么什么是他者？我们是时间，为了成为时间，我们从来没有结束过生活，总是将要生活。将要生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问一答中间勃生某种改变我们的东西，它把人变成一个不可预见的造物。”
在美国，为一个外国诗人如此隆重的祝寿，恐怕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天票是免费的，大都会博物馆剧场挤得满满当当。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还是艾略特稳住了他。朗诵结束了，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天我朗诵的是帕斯的《街》：“……所有的黑暗无门。/重重拐角出没/总是把我引向这条街/没人等我，没人跟我，/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
…
蓝房子（1）
…
一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
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八一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
八三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Gran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
回家查字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
八五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最初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穿过鼓楼大街，经北海后门奔平安里，再拐到西四，沿着阜外大街向西……目的地是哪儿来着？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于是那辆丰田出租车开进虚无中。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兜里钱有限。
没过两天，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那天作家协会出车，同行的还有《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李之义是我哥们儿，没的说，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那年头，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坐专车赏景，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的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
快到维斯特若斯，安妮卡用“大哥大”和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ka）联系，确认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线。托马斯住在一片灰秃秃的没有性格的排房里——我紧跟攥着门牌号码的安妮卡东奔西突，在现代化的迷宫寻找托马斯。
他出现在门口，扔下拐棍，紧紧搂住我。那一瞬间，我真怕我会大哭起来。莫妮卡说：“托马斯正要出去散步……看看我们的托马斯，要不是这两天感冒，简直像个明星……”待坐定，我才能真正看到他。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气色很好，眼睛恢复了中风前的镇定。
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马上给莫妮卡打电话。她哭了，“托马斯是个好人……他不会说话了……我能做什么？”莫妮卡是护士，托马斯中风后她辞了职。九一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和他的眼睛对视，解读他的内心。她也常常会猜错，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减少，微妙有如调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
如今托马斯能说几句简单的瑞典话，常挂在嘴边的是“很好”。托马斯，喝咖啡吗？——很好。去散散步吧？——很好。要不要弹钢琴？——很好。这说明他对与莫妮卡共同拥有的现实的满意程度。我给托马斯带来一套激光唱盘，是格林·高尔德（GlennGould）演奏的巴赫第一、第五和第七钢琴协奏曲，他乐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向莫妮卡使眼色。在我的请求下，他用左手弹了几支曲子，相当专业。弹完后他挥挥手，抱怨为左手写的谱子太少了——如今莫妮卡“翻译”得准确无误。
女人们去厨房忙碌，我和托马斯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激光唱盘上的玻璃纸，把唱盘交给托马斯。放唱盘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托马斯熟练地把唱盘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