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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交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
三、“洁身”与“内热”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昏”与“不昏”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气节”，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强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强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春，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精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强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将历史人物之“论政”，不加分辨地置于“论学”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这一特殊志业。需知，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舍禄言学”、“寂寞自守”，并非易事。自清末至今；“问学”不若“问政”红火，乃大势所趋。单从“以天下为己任”来解读“舍学言政”之“大趋势”，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委身学术”，实在是生不逢时。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就在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专家学者”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排满”了。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政”而抑“学”。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