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康有为将政治乃至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押在皇上的诏令上，自然不把民间办学的热情与传统放在眼里。幻想“但有明诏”，就能全面接管原先“皆有师生，皆有经费”的民间所办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等，进而推行其教学主张［35］。也就是说，只将民间的私学作为被动改造对象，突出朝廷干涉并强行推广某种教育制度的权力与作用。这种设想，理所当然地遭到坚信“学在民间”的章太炎的强烈反对。争论的焦点，不在教育要不要改革，而是支撑教育乃至学术健康发展的，到底是朝廷官府，还是民间社会［36］。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希望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发展。在文化立场上，丘逢甲与章太炎颇为相通，只是不若后者思路清晰且表述明确。
假如真的坚信“学在民间”；“大一统”的论述格局必然出现巨大的裂缝。与朝廷的“集权中央”因而可能“舆论一律”不同；“民间”的特点是分散、独立、众声喧哗，根本无法做到“整齐划一”。而这，恰好与上文屡次提及的乡土情怀以及地方史研究的新趋势若合符节。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论及“中国中心取向”的历史研究的四大特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将中国社会按“纵向”分解为若干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尤其是民间历史的撰写；一是按“横向”将中国分解为区域、省、州、市、县，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史的研究［37］。前者可对应上文提及的丘逢甲等人的思路，即社会革新不一定体现在京城权贵的争议，也可以落实在僻居一隅的地方士绅的主动介入［38］。自下而上的改革，固然不像皇上诏令天下那么惊天动地，可自有其实际效果和理论意义。正是这强调私学与注重地方二者的相互映照，构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给予强烈关注的政治/文化空间。
后者先是按空间分为沿海文化与腹地文化，后更借用史坚雅（GW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将19世纪的中国定义为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与云贵等九大区域［39］。除了柯文书中介绍的诸多英文著作，90年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并出版的系列著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一理论假设。在此论述框架中，远离朝廷的广东南海、浙江绍兴、安徽桐城等，均成了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研究课题［40］，因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此前的若干宏大叙事。
同样道理，晚清潮嘉地区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以及作为大诗人兼社会活动家的黄遵宪、丘逢甲等，也应该有较大的研究价值。虽然学界日渐注重区域文化研究，但通常都是将行政区域与文化传统混而为一，以“岭南文化”来涵盖整个广东的历史文化。而实际上，地处“岭东”的潮嘉地区，无论方言、习俗、历史、文化乃至学术资源，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41］。这一点，常被立足区域而放眼全国的学者们所忽略。举远近不同的两个例子，说明潮嘉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是如何被不恰当地“抹杀”的。1916年严复写信给弟子熊纯如，称“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42］——熟悉晚清史事者，当不难明白这里所说的“粤人”，基本上限于珠江三角洲。1997年青年学者杨念群出版《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论及湖湘、江浙和岭南三大区域及其知识群体的互动，其中使用不少有关潮州的史料，可所概括的“岭南文化”特征——“神秘主义”、“浪漫奇情”和“狂放气魄”［43］，又明显与潮嘉地区的乡风民俗以及士绅学识格格不入。学界关于“岭南文化”的众多论述，并非毫无道理；我想指出的是，以世人所理解和阐述的“岭南文化”，来解释文化上“另有渊源”的潮嘉地区，显得力不从心。
晚清广东出人才，珠江三角洲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文学界的吴趼人、苏曼殊等，擅长“放眼世界”，且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僻陋”的岭东，也出了两个大人物，不过不以政论或小说见长，而是以诗歌著称于世，那便是黄遵宪与丘逢甲。这两位来往密切，多有诗歌唱和的老乡，恰好都对乡土有浓厚的兴趣，都颇有地方自治的愿望，都倾向于改良而不是革命，都与日本（而不是欧美）因缘较深，都坚持以普及教育与文化建设为本。这一点，显然与康有为、孙中山所选择的改革策略不尽相同。这到底是偶然的个人的因素呢，还是带有某种地域文化特征，一时恐怕很难遽下结论。
对于丘逢甲与岭东文化的关系，这里之所以只限于提出问题，原因是学界对近代以来的岭东到底有无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至今仍心中无数。假如通过缜密精细的个案研究，证明真的存在值得努力发掘、认知并阐扬的“岭东文化”，将可以调整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而本文之讨论丘逢甲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相结合的思路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只不过是为此类更为厚实闳通的研究“提起话头”。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7）
2000年1月5日初稿，1月26日改定于西三旗
（原刊《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本文所引丘逢甲诗，只注篇名者，均出自《岭云海日楼诗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丘菽园：《挥麈拾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4］转引自徐博东等《丘逢甲传》45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
［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80—481页。
［6］参见《岭云海日楼诗钞》66页的原编者注。
［7］参见饶宗颐《潮民移台小史》；《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8］《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见《丘逢甲文集》304页。
［9］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6页。
［10］参见夏晓虹提交给“丘逢甲国际研讨会”（汕头大学，2000年1月）的论文《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
［11］此联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54页。
［12］参见《题岳忠武王书前后出师表石刻》自注和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载《岭云海日楼诗钞》301页、480页。
［13］如吴宏聪等主编的《丘逢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有多篇文章谈及。
［14］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4—505页。
［15］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6—467页。
［16］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9页。
［17］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所作跋，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3页。
［18］参见吴宏聪等主编《丘逢甲研究》所收录的论丘逢甲教育思想及实践诸文。
［19］《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见《丘逢甲文集》303—304页。
［20］《答梁诗五函》，见《丘逢甲文集》275页。
［21］丘逢甲之游说南洋华侨捐资办学，既指向国内，也指向国外。后者如1898年7月20日《天南新报》刊登丘逢甲致丘菽园信，建议其振臂一呼，在新加坡创办学堂，并称此举“保国可也，保教可也，保种可也；既不然，仅全心合力，以保在洋之权利亦可也”。前者则不妨以1900年初春丘逢甲南洋之行前给惠潮嘉道沈絜斋所写的信为例，丘氏在信中表达“使各埠商民能以材力上报国家”的信心（见《丘逢甲文集》284页）；而日后岭东同文学堂之得以正式开办，与丘氏此行大有关系。
［22］参见“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上夏晓虹的《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以及张克宏、王慷鼎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
［23］《复菽园》，见《丘逢甲文集》267页。
［24］梁信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16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25］《温柳介先生诔》，见《丘逢甲文集》326页。
［26］《重修东山韩夫子祠及书院启》，见《丘逢甲文集》296页。
［27］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9页。
［28］这里系借用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中对丘逢甲父亲潜斋先生的评价，丘复所撰墓志铭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245页。
［29］参见《温柳介先生诔》；《丘逢甲文集》326页。
［30］参见《萧母姚太夫人七秩开一寿序》；《丘逢甲文集》333页。
［3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1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2］参见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02页，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
［33］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34］参阅拙文《设议院与开学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33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