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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春明梦馀录》卷6页51； Hucker， Traditional State 页8～9、13；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8。
《国朝献征录》卷3页47。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9；杜乃济著《内阁制度》页197～198；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64～170。
《神宗实录》页933。王世贞曾批评这一做法，见《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明史》卷304页3417～3418。参见《太祖实录》页1848，《神宗实录》页2821。以宦官参与税收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47。
《酌中志》卷13页67～68、卷16页97、101、卷19页161、卷22页193、卷23页301。
《明史》卷213页2479、卷309页3422，卷305页3427；《国朝献征录》卷17页65；《酌中志》卷5页29。
《大明会典》卷11页2。
《神宗实录》页1473～1476、1524～1525、1506；《明史》卷213页2480、卷225页2595；《国朝献征录》卷17页77～78；《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22。
《神宗实录》页1480～1486、1490～1491、1501～1502、1506～1507；《明史》卷243。
《神宗实录》页1476、1555、1586、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5；《张居正书牍》卷4页16、卷6页17。
《明史》卷213页2481；《神宗实录》页1051、1586、1631～1632、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8。参见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有关章节。
《神宗实录》页1430、1528、1556；《明史》卷114页1483；《酌中志》卷22页196。
《神宗实录》页2052～2054、2081～2083；《明史》卷114页1483、卷305页3428；《酌中志》卷5页2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6。张居正责成万历悔过的两件奏疏载《张文忠公文集》，《皇明经世文编》卷326曾加收录。
《大明会典》卷46页24～36；《神宗实录》页2276；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0。
《宛署杂记》页125。
《万历十五年》 第一部分《万历十五年》 注释（3）
《春明梦馀录》卷6页61；《宛署杂记》页77～78；《酌中志》卷16页114。
《明史》卷114页1483；《先拨志始》页1；《神宗实录》页2332、2364、2373、2389、2397；《光宗实录》页1。王氏于1582年阳历七月三日册封恭妃，八月二十八日生常洛。
《神宗实录》页2321、2329、2334～2335；《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0～101；《明史》卷213页2482。
《神宗实录》页2797；《酌中志》卷22页186～187、196。
《酌中志》卷1页1～2；《神宗实录》页3683～3684、4104。
《先拨志始》页1、2、27；《野获编》卷3页39。
《神宗实录》页2404。
《酌中志》卷16页112。
《明史》卷219页2534；《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参看《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明史》卷77页819；《湮林续纪》页30；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301。
《神宗实录》页2435、2436、2438、2440、2454、2460。参见《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国朝献征录》卷17页75。
《神宗实录》页1884。
关于陵墓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神宗实录》页2520～2522。
《神宗实录》页2442、2451、2471、2489，并参看页2393。
《神宗实录》页2438。
《酌中志》卷5页29～30；《明史》卷305页3428。
《神宗实录》页2436、2438、2473；《明史》卷305页3428。冯保积赀巨万，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记其事，傅衣凌著《商业资本》页23～24曾加引用。
《神宗实录》页2440。
《神宗实录》页2607、2814、3117。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9。
《明史》卷305页3428。
高拱的《病榻遗言》，有《纪录汇编》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以史考之，亦不尽实录”，见子部小说家存目一，卷27页2929。
高拱自述其与张居正的冲突，见《病榻遗言》页32，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3；《明史》卷213页2478～247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54。高拱免职经过，见《神宗实录》页34。申时行当日曾目击其事，《赐闲堂集》卷40页22于高拱之骄慢与冯保之恶毒均有批评，但未归罪于张居正。
《神宗实录》页332、338、356、2494。此事高拱于《病榻遗言》中曾详加说明，见该书页37～42。参见《国朝献征录》页17、24、39；《明史》卷213页2478、卷214页2487、卷305页3428；《赐闲堂集》卷40页23。据史料所载各种迹象，张居正曾间接牵入。高拱墓志铭为郭正域所撰，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6～40。
《神宗实录》页2440、2460、2509、2610、2713～2714、2756～2759、2771、2778～2779、2797～2798、2802、2805、2816～2817、2819。
明代“追赃”的程序，详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247～249。
《明史》卷213页248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
《神宗实录》页2756～2759、2771、2819。
《神宗实录》页2778、2796、2801、2859、2975。参见《明代名人传》页1109～1110。
《神宗实录》页3491。
《万历十五年》 第二部分《万历十五年》 首辅申时行（1）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十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①，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十三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②。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枇杷一篮、折扇一把、菖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③。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④。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万历起居注》书影。万历元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⑤。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