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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帝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擢吴伯宗第一。午门外张挂黄榜，奉天殿宣谕，赐宴中书省。授伯宗为礼部员外郎，馀以次授官有差。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又擢其年少俊异者张唯、王辉等为翰林院编修，萧韶为秘书监直长，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等为之师。帝听政之暇，辄幸堂中，评其文字优劣，日给光禄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赐白金、弓矢、鞍马及冬夏衣，宠遇之甚厚。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也。其后试额有增减，条例有变更，考官有内外轻重，闱事有是非得失。其细者勿论，其有关于国是者不可无述也。
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始有定额。其后渐增。至正统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嘉靖间，增至四十，而贵州亦二十名。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馀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交阯初开以十名为额，迨弃其地乃止。会试之额，国初无定，少至三十二人，其多者，若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其后或百名，或二百名，或二百五十名，或三百五十名，增损不一，皆临期奏请定夺。至成化乙未而后，率取三百名，有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恒制也。
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试，擢陈安阝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安阝亦与焉。帝犹怒不已，悉诛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景泰初，诏书遵永乐间例。二年辛未，礼部方奉行，而给事中李侃争之，言：「部臣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罗绮亦助侃言。事下礼部，覆奏：「臣等奉诏书，非私请也。」景帝命遵诏书，不从侃议。未几，给事中徐廷章复请依正统间例。五年甲戌，会试，礼部奏请裁定，于是复从廷章言，分南、北、中卷：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成化二十二年，万安当国，周洪谟为礼部尚书，皆四川人，乃因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益于中。弘治二年，复从旧制。嗣后相沿不改。惟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鐸承刘瑾指，请广河南、陕西、山东、西乡试之额。乃增陕西为百，河南为九十五，山东、西俱九十。而以会试分南、北、中卷为不均，乃增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馀并入北卷，南北均取一百五十名。盖瑾陕西人，而阁臣焦芳河南人，票旨相附和，各徇其私。瑾、芳败，旋复其旧。
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景泰三年，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考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监临官又往往侵夺其职掌。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各省俱视两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谕礼部严饬私弊，而不从其请。屡戒外帘官毋夺主考权，考官不当，则举主连坐。又令提学考定教官等第，以备聘取。然相沿既久，积习难移。弘治十四年，掌国子监谢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即卑，听其指使，以外帘官预定去取，名为防闲，实则关节，而科举之法坏矣。乞敕两京大臣，各举部属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员主考，庶几前弊可革。」时未能从。嘉靖七年，用兵部侍郎张璁言，各省主试皆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初，两京房考亦皆取教职，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员，阅两科、两京房考，复罢科部勿遣，而各省主考亦不遣京官。至万历十一年，诏定科场事宜。部议复举张璁之说，言：「彼时因主考与监临官礼节小嫌，故行止二科而罢，今宜仍遣廷臣。」由是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皆用编修、检讨，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亦多用甲科，教职仅取一二而已。盖自嘉靖二十五年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精聘教官，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以益之。四十三年，又从南京御史奏，两京同考用京官进士，《易》、《诗》、《书》各二人，《春秋》、《礼记》各一人，其馀乃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复议两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北京取足于观政进士、候补甲科，南京于附近知县、推官取用。至是教官益绌。
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俱用翰林、部曹。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易经》、《书经》各四，《春秋》、《礼记》各二。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论科场三事，其一言会试同考，例用讲读十一人，今讲读止十一人，当尽入场，方足供事。乞于部科再简三四人，以补翰林不足之数。世宗命如所请。然偶一行之，辄如其旧。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书》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给事中余懋孳奏，《诗》、《易》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
洪武初，赐诸进士宴于中书省。宣德五年，赐宴于中军都督府。八年，赐宴于礼部，自是遂著为令。
庶吉士之选，自洪武乙丑择进士为之，不专属于翰林也。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复命学士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缙等选修撰棨，编修述、孟简，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庶吉士周忱自陈少年愿学。帝喜而俞之，增忱为二十九人。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帝时至馆召试。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且给校尉驺从。是年所选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陈敬宗、李时勉等，名传后世者，不下十馀人。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额。永乐十三年乙未选六十二人，而宣德二年丁未止邢恭一人，以其在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久，他人俱不得与也。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言：「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选或否。且有才者未必皆选，所选者未必皆才，若更拘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又多弃而不用也。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有九科不选。神宗常命间科一选。礼部侍郎吴道南持不可。崇祯甲戌、丁丑，复不选，馀悉遵例。其与选者，谓之馆选。以翰、詹官高资深者一人课之，谓之教习。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与常调官待选者，体格殊异。
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辅臣子弟，国初少登第者。景泰七年，陈循、王文以其子北闱下第，力攻主考刘俨，台省哗然论其失。帝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体会试，而心薄之。正德三年，焦芳子黄中会试中式，芳引嫌不读卷。而黄中居二甲之首，芳意犹不慊，至降调诸翰林以泄其忿。六年，杨廷和子慎廷试第一，廷和时亦引嫌不读卷。慎以高才及第，人无訾之者。嘉靖二十三年廷试，翟銮子汝俭、汝孝俱在试中。世宗疑二人滥首甲，抑第一为第三，以第三置三甲。及拆卷，而所拟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