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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既而严选举之禁，有滥举者逮治之。吴元年，遣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三年，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六年，复下诏曰：「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是年，遂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于是罢科举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耆儒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辈，年九十馀，征至京，即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斅、赵民望、吴源，特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起家为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为侍郎。耆儒刘堉、关贤为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为佥都御史。人才赫从道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为府尹。儒士吴颙为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廉为布政使。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为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凡其显擢者如此。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尝谕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馀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馀人。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而会稽僧郭传，由宋濂荐擢为翰林应奉，此皆可得而考者也。洎科举复设，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建文、永乐间，荐举起家犹有内授翰林、外授籓司者。而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遽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资格又如此。自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
宣宗尝出御制《猗兰操》及《招隐诗》赐诸大臣，以示风励。实应者寡，人情亦共厌薄。正统元年，行在吏部言：「宣德间，尝诏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举贤良方正各一人，迄今尚举未已，宜止之。」帝以朝廷求贤不可止，自今来者，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中者录用，不中者黜之。荐举者益稀矣。天顺元年诏：「处士中，有学贯天人、才堪经济、高蹈不求闻达者，所司具实奏闻。」御史陈迹奏崇仁儒士吴与弼学行，命江西巡抚韩雍礼聘赴京。至则召见，命为左谕德。与弼辞疾不受。帝又命李贤引见文华殿，从容顾问曰：「重卿学行，特授宫僚，烦辅太子。」与弼固辞。赐宴文华殿，命贤侍宴，降敕褒赉，遣行人送归，盖殊典也。至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献章被荐，授翰林院检讨，而听其归，典礼大减矣。其后弘治中浙江儒士潘辰，嘉靖中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皆以荐授翰林院待诏。万历中，湖广举人瞿九思亦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仅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虽皆被荐，下之礼部而已。崇祯九年，吏部复议举孝廉，言：「祖宗朝皆偶一行之，未有定制。今宜通行直省，加意物色，果有孝廉、怀才抱德、经明行修之士，由司道以达巡按，覆核疏闻，验试录用。」于时荐举纷纷遍天下，然皆授以残破郡县，卒无大效。至十七年，令豫、楚被陷州县员缺悉听抚、按官辟选更置，不拘科目、杂流、生员人等。此则皇遽求贤，非承平时举士之典。至若正德四年，浙江大吏荐馀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刘瑾以四人皆谢迁同乡，而草诏出于刘健，矫旨下礼等镇抚司，谪戍边卫，勒布政使林符、邵宝、李赞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十九人罚米二百石，并削健、迁官，且著令，馀姚人不得选京官。此则因荐举而得祸者，又其变也。
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重。吏部凡四司，而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重。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京官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寺、詹事府属官，由官廕生选。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由监生选。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此其大凡也。其参差互异者，可推而知也。初授者曰听选，升任者曰升迁。选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选。凡引选六，类选六，远方选二。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双月大选，其序定于单月。改授、改降、丁忧、候补者，单月急选。其拣选，三岁举行。举人乞恩，岁贡就教，无定期。凡升迁，必满考。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曰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詹事由内阁，各衙门由各掌印。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监、司则序迁。其防边兵备等，率由选择保举，付以敕书，边府及佐贰亦付敕。蓟辽之昌平、蓟州等，山西之大同、河曲、代州等，陕西之固原、静宁等六十有一处，俱为边缺，尤慎选除。有功者越次擢，误封疆者罪无赦。内地监司率序迁，其后亦多超迁不拘次，有一岁中四五迁、由佥事至参政者。监、司多额外添设，守巡之外往往别立数衔，不能画一也。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后虽有讥其失者，终明世不复更也。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隆庆中，大学士高拱言：「国初，举人跻八座为名臣者甚众。后乃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极矣。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政绩，不问其出身。」然势已积重，不能复返。崇祯间，言者数申「三途并用」之说。间推一二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者，置之要地，卒以倾覆。用武举陈启新为给事，亦声名溃裂。于是朝端又以为不若循资格。而甲榜之误国者亦正不少也。
给事中、御史谓之科道。科五十员，道百二十员。明初至天顺、成化间，进士、举贡、监生皆重选补。其迁擢者，推官、知县而外，或由学官。其后监生及新科进士皆不得与。或庶吉士改授，或取内外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考选，内则两京五部主事、中、行、评、博，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外则推官、知县。自推、知入者，谓之行取。其有特荐，则俸虽未满，亦得与焉。考选视科道缺若干，多寡无定额。其授职，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给事皆实补，御史必试职一年始实授，惟庶吉士否。嘉靖、万历间，常令部曹不许改科道，后亦间行之。举贡、推、知，例得与进士同考选，大抵仅四之一。嘉靖间，尝令监生与选。已罢不行。万历中，百度废驰。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当额设之半。三十六年，科止数人，道止二人。南科以一人摄九篆者二岁，南道亦止一人。内台既空，外差亦缺，淮、扬、苏、松、江西、陕西、广东西、宣大、甘肃、辽东巡按及陕西之茶马，河东之盐课，缺差至数年。给事中陈治则请急考选，不报。三十九年，考选疏上，复留中不下。推、知拟擢台省，候命阙下，去留不得自如。四十六年，掌河南道御史王象恒复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给事中止五人，而册封典试诸差，及内外巡方报满告病求代者踵至，当亟议变通之法。」大学士方从哲亦言：「考选诸臣，守候六载，艰苦备尝。吏部议咨礼部、都察院按次题差，盖权宜之术。不若特允部推，令诸臣受命供职，足存政体。」卒皆不报。至光宗初，前后考选之疏俱下，而台省一旦森列矣。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虽临时考试，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