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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鰲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母已岛，自母已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廕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硃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河渠五】
○淮河泇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胶莱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经桐伯，其流始大。东至固始，入南畿颍州境，东合汝、颍诸水。经寿州北，肥水入焉。至怀远城东，涡水入焉。东经凤阳、临淮，濠水入焉。又经五河县南，而纳浍、沱、漴、潼诸水，势盛流疾。经泗州城南，稍东则汴水入焉。过龟山麓，益折而北，会洪泽、阜陵、泥墩、万家诸湖。东北至清河，南会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清口，是谓黄、淮交会之冲。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谓清江浦口。又东经淮安北、安东南而达於海。
永乐七年，决寿州，泛中都。正统三年，溢清河。天顺四年，溢凤阳。皆随时修筑，无钜害也。正德十二年，复决漕堤，灌泗州。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东云梯关入海，无旁溢患。迨与黄会，黄水势盛，夺淮入海之路，淮不能与黄敌，往往避而东。陈瑄凿清江浦，因筑高家堰旧堤以障之。淮、扬恃以无恐，而凤泗间数为害。嘉靖十四年用总河都御史刘天和言，筑堤卫陵，而高堰方固，淮畅流出清口，凤、泗之患弭。隆庆四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复奏浚淮工竣，淮益无事。
至万历三年三月，高家堰决，高、宝、兴、盐为巨浸。而黄水蹑淮，且渐逼凤、泗。乃命建泗陵护城石堤二百馀丈，泗得石堤稍宁。於是，总漕侍郎吴桂芳言：「河决崔镇，清河路淤。黄强淮弱，南徙而灌山阳、高、宝，请急护湖堤。」帝令熟计其便。给事中汤聘尹议请导淮入江。会河从老黄河奔入海，淮得乘虚出清口。桂芳以闻，议遂寝。
六年，总河都御史潘季驯言：「高堰，淮、扬之门户，而黄、淮之关键也。欲导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决，则浊流停滞，清口亦堙。河必决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凤、泗皆为巨浸。是淮病而黄病，黄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势也。」於是筑高堰堤，起武家墩，经大小涧、阜陵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不得东。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简、张福二口泄入黄河，水力分，清口易淤浅，且黄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筑堤捍之。使淮无所出，黄无所入，全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然淮水虽出清口，亦西淫凤、泗。
八年，雨涝，淮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陈用宾以闻。给事中王道成因言：「黄河未涨，淮、泗间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泄。宜令河臣疏导堵塞之。」季驯言：「黄、淮合流东注，甚迅驶。泗州冈阜盘旋，雨潦不及宣泄，因此涨溢。欲疏凿，则下流已深，无可疏；欲堵塞，则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驯相度，卒听之而已。十六年，季驯复为总河，加泗州护堤数千丈，皆用石。
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於城壕，因塞水关以防内灌。於是，城中积水不泄，居民十九淹没，侵及祖陵。疏泄之议不一，季驯谓当听其自消。会呕血乞归，言者因请允其去。而帝遣给事中张贞观往勘，会总河尚书舒应龙等详议以上，计未有所定。连数岁，淮东决高良涧，西灌泗陵。帝怒，夺应龙官，遣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议者多请拆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与企程不从，而力请分黄导淮。乃建武家墩经河闸，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涧及周桥减水石闸，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泾河，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下广洋湖入海。又挑高邮茆塘港，通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涨，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闸渐塞。
崇祯间，黄、淮涨溢，议者复请开高堰。淮、扬在朝者公疏力争，议遂寝。然是时建义诸口数决，下灌兴、盐，淮患日棘矣。
泇河，二源。一出费县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峄县君山，东南与费泇合，谓之东、西二泇河。南会彭河水，从马家桥东，过微山、赤山、吕孟等湖，逾葛墟岭，而南经侯家湾、良城，至泇口镇，合蛤鳗、连汪诸湖。东会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邳州东直河。东南达宿迁之黄墩湖、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黄河。引泗合沂济运道，以避黄河之险，其议始於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於李化龙、曹时聘。
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开泇河以避黄水，未决而罢。明年四月，河复决邳州，命给事中雒遵勘验。工部尚书硃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帝即命遵会勘。遵言：「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馀，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凿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馀波，乃可施工。」请罢其议。诏尚书硃衡会总河都御史万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难，大略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不烦别建置。乃罢。
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言：「泇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於三难处核勘。起自上泉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处低洼，下流趋高之难可避也。南经性义村东，则葛墟岭高坚之难可避也。从陡沟河经郭村西之平坦，则良城侯家湾之伏石可避也。至泇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联络相因，间有砂礓，无碍挑挖。大较上起泉河口，水所从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从出也。自西北至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子所以资漕也。诚能捐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则黄河无虑壅决，茶城无虑填淤，二洪无虑艰险，运艘无虑漂损，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吕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省抵有馀者也。臣以为开泇河便。」乃命都给事中侯于赵往会希挚及巡漕御史刘光国，确议以闻。于赵勘上泇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内，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馀里，无赖於泇，事在可已。惟徐、吕至直河上下二百馀里，河冲萧、砀则涸二洪，冲睢宁则淤邳河，宜开以避其害，约费百五十馀万金。特良城伏石长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性义岭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处既开，则丰、沛河决，必至灌入。宜先凿良城石，预修丰、沛堤防，可徐议兴功也。」部覆如其言，而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帝不阅，责于赵阻扰，然议亦遂寝。
二十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开韩庄以泄湖水，泇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黄河决黄堌口南徙，徐、吕而下几断流。方议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建闸引水以通漕，而论者谓非永久之计。於是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皆谓当开泇河，工部覆议允行。帝命河漕官勘报，不果。二十八年，御史佴祺复请开泇河。工部覆奏云：「用黄河为漕，利与害参用；泇河为漕，有利无害。但泇河之外，由微山、吕孟、周柳诸湖，伏秋水发虞风波，冬春水涸虞浅阻，须上下别凿漕渠，建闸节水。」从之。总河尚书刘东星董其事，以地多沙石，工艰未就。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以为言。御史张养志复陈开泇河之说有四：
一曰开黄泥湾以通入泇之径。邳州沂河口，入泇河门户也。进口六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