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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中，须更执奏，朕不难从善也。」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于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切责刑官，尚书金纯等谢罪，乃已。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人击登闻鼓诉冤。覆按实不为盗。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其后每遇奏囚，色惨然，御膳为废。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一日，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进伯硃冕言：「比遣舍人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穷治之。帝宽诏岁下，阅囚屡决遣，有至三千人者。谕刑官曰：「吾虑其瘐死，故宽贷之，非常制也。」是时，官吏纳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赎杂犯死罪，军民减十之二。诸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于例为太轻，然独严赃吏之罚。命文职犯赃者俱依律科断。由是用法轻，而贪墨之风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诛。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御史何楚英诬以受金。诸司惧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愤死。以帝之宽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禁内外诸司锻炼刑狱。刑部尚书魏源以灾旱上疑狱，请命各巡抚审录。从之。无巡抚者命巡按。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狱上，通审录之。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定律，专务刻深。如户部侍郎吴玺举淫行主事吴軏，宜坐贡举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軏自经死，狱官卒之罪，明有递减科，乃援不应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帝是其言，为申警戒。至六年，王振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触振怒，死于狱。然诸酷虐事，大率振为之，帝心颇宽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殴斗杀人之类百余人闻，请宥，俱减死戍边。景泰中，阳谷主簿马彦斌当斩，其子震请代死。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曰：「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诏法官问狱，一依律令，不许妄加参语。六年，以灾异审录中外刑狱，全活者甚众。天顺中，诏狱繁兴，三法司、锦衣狱多系囚未决，吏往往泄狱情为奸。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等。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即以诈撰制文，坐有贞斩罪。其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然霜降后审录重囚，实自天顺间始。至成化初，刑部尚书陆瑜等以请，命举行之。狱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发戍。列代奉行，人获沾法外恩矣。
宪宗之即位也，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赃罪外，所犯罪名纪录在官者，悉与湔涤。」其后岁以为常。十年，当决囚，冬至节近，特命过节行刑。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劾奏迟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断词讼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请执问。」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其即以乔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侍郎杨宣妻悍妒，杀婢十余人，部拟命妇合坐者律，特命决杖五十。时帝多裨政，而于刑狱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尝欲杀一囚，不许覆奏。御史方佑复以请，帝怒，杖谪佑。吉安知府许总有罪，中官黄高嗾法司论斩。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请，不听，竟乘夜斩之。
孝宗初立，免应决死罪四十八人。元年，知州刘概坐妖言罪斩，以王恕争，得长系。末年，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忤旨，久不下。帝与刘大夏语及之，对曰：「人臣执法效忠，珪所为无足异。」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对曰：「臣幼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语。珪所执，未可深责也。」帝颔之。明日疏下，遂如拟。前后所任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皆持法平者，海内翕然颂仁德焉。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死者二人。时冤滥满狱，李东阳等因风霾以为言，特许宽恤。而刑官惧触刘瑾怒，所上止此。后磔流贼赵鐩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不听。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为甚。
世宗即位七月，因日精门灾，疏理冤抑，命再问缓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鹏、王瓛、齐佐等与焉。给事中李复礼等言：「鹏等皆江彬、钱宁之党。王法所必诛。」乃令禁之如故。后皆次第伏法。自杖诸争大礼者，遂痛折廷臣。六年，命张璁、桂萼、方献夫摄三法司，变李福达之狱，欲坐马录以奸党律。杨一清力争，乃戍录，而坐罪者四十余人。璁等以为己功，遂请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是狱所坐，大抵璁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权臣排陷，而帝不悟也。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讠赞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其后，猜忌日甚，冤滥者多，虽间命宽恤，而意主苛刻。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复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时以为得大体。越数年，大理寺奉诏谳奏狱囚应减死者。帝谓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纵奸坏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自九年举秋谢醮免决囚，自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之典每岁举行。然屡谴怒执法官，以为不时请旨，至上迫冬至，废义而市恩也。遂削刑部尚书吴山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中年益肆诛戮，自宰辅夏言不免。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谕，言：「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几。尔等宜亟体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是诏也，恤恤乎有哀痛之思焉。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