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要爱」（IWantLove ）音乐录影带亮相。
艾滋病人首设个人网页网页主人诉说缘由
新华网
佟彤
一个名为“艾滋病人的交流”的网页，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之前，向艾滋病
人和社会公布。记者昨天通过电话采访了网页的创立者——一个称自己为“小蔡”
的艾滋病病人。他说，开设这个网页是他病情控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希望
通过本报向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说：“如果你感到孤独和恐惧，就来这里
找我。”
“小蔡”的网名叫“Ｔｏｍａｓ”。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从电视上知道了北
京佑安医院的徐莲芝教授，并来到北京接受治疗，两个月后，病情被有效控制。
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小蔡即开设了这个网页。网址为：ｈｔｔｐВВ幔椋洌蟆 �
ｃａｒｅ。ｎｅｔｓｈ。ｎｅｔ。
“小蔡”在电话里说，去年的现在，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是佑安医院
“爱心家园”里的医生、护士让他觉得“生活还有希望”。现在他每天坚持吃药，
每两三个月做一次体检，免疫指标已经明显好转。办这个网页，是想让和他一样
处境的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有个能说话的地方，能互相鼓励”。现在，访问这
个网页的“恐艾者”比艾滋病感染者还要多，和记者通话前，“小蔡”刚刚陪一
个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人从医院检查回来。“病人”是通过这个网页知道
“小蔡”之后，从上海专门去广州的。曾经在“榕树下”网站袒露自己不幸染上
艾滋病的青年黎家明也是他网页上的常客。
前天，徐莲芝教授犹豫再三，才说出了“小蔡”的电话号码，她说，“小蔡”
曾经留学澳大利亚，他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而且已经过了心理关。徐教授强调，
心灵的支持和安慰，是除药物之外帮助艾滋病人的最有效办法。
专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
新华网 2001…12…01
“我们和他们一起斗争，为他们而战”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专访
（记者 袁晔 林谷）
我们刚一见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他就送给我们一样意外的礼物：粉红色带草莓香味的安全套。皮奥特博士此次来华，除了参加于2001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６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还专程赴山西参观，会晤当地领导，并走访了闻喜县的“温馨家园”。
“这是我的安全套名片，你们可得记着用哦，”他笑着说。作为全球对抗艾滋病斗争的领导者，皮奥特博士不放过任何一个开展大众教育的机会。
最大的挑战：让市长和党委书记公开谈论艾滋病
（新华社记者，下同）问：你在两年后重访中国，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皮奥特博士，下同）答：两年前我来中国，与中央和省级的一些官员交换了看法。但当时的对话比较困难，基本上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这次我感到中国对艾滋病这一问题更加开诚布公，比如这次艾滋病大会的召开，以及昨晚我观看的那场文艺演出（１１月１３日在京举行的“飘动的红丝带”大型艾滋病公益文艺晚会，笔者注）。演出让我感到惊讶。要知道，举行这种演出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还是不可能的，只有印度、泰国和柬埔寨例外。
问：你对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
答：是它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例如观众对那位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毒（英文简称HIV，笔者注）感染者和他家人的同情。有些节目很滑稽，但反映的都是事实。比如有人以为握手也会传染艾滋病，所以就做出了种种愚蠢的举动。这说明歧视是来自无知和恐惧的。
回到开始的问题上。现在中国制定了遏制和预防艾滋病的五年行动计划，国务院不仅成立了艾滋病协调工作会议制度，还有了常设的办公室，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组织也都启动了一些预防艾滋病的活动。这一切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够。
我对这次会议的印象也很深刻，特别是一些会议发言人的题目让我感到惊讶。他们在吸毒者或是男同性恋者当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然后到这儿来交流经验。我认为这些小规模的试点工作应该开始在全国推广了。
问：目前中央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与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地方政府仍不愿公开谈论本地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担心这样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甚至吓跑海外投资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在我去过的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一些省级官员也告诉我同样的事情。看来在地方上，最大的挑战是让市长和党委书记们明白，公开谈论艾滋病不是件坏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一定要与领导层谈艾滋病这个问题。
想想看，商人和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稳定的环境和由此带来的信心。他们会认为，如果连艾滋病的情况你们都要隐瞒，那你们也会隐瞒别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会对生意非常重要。而如果政府在控制艾滋病方面做得很好，说明这个政府是愿意解决问题的。我们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调查显示，最让外国投资者感到不安的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当地缺乏应对艾滋病的愿望和民主的措施。我想，到非洲投资的和来中国投资的商人们所想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吧。
问：现实问题是，现在中央制定了防治艾滋病战略规划的行动计划，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真正来落实和执行防治艾滋病的计划，而一些基层政府仍然回避本地区的艾滋病流行情况，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答：这需要高层和下面的领导人共同参与。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能够把艾滋病这个问题摆在关系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并且把这样的信号传达下去，下面的官员们就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媒体可以做很多工作。控制艾滋病的工作有很多目标人群，最重要的是政治家。每个省长都应该知道艾滋病这一问题对我这个省的人民是很重要的。
通过教育转变观念，这种做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很成功，为什么不可以用在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上呢？
记者可以比医生拯救更多的生命
问：你如何看待媒体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
答：非常重要。作为记者，你们可以比医生拯救更多的生命。因为你们可以告诉公众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包括如何保护自己，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你们的角色太重要了。所以我说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预防工作上，你们能比医生做得更好。
问：你曾说过，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渠道最终还是性行为。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思想开放的年轻人，这个问题看来很棘手。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答：教育。的确，现在中国的HIV感染者的主体是那些共用针头的吸毒者，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性行为感染HIV的人数将大大超过吸毒者，因为社会经济在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在增强，贫穷也导致了卖淫的存在。
我们应该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要告诉人们性行为是可能导致感染的。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性行为会传播艾滋病就摒弃性生活，就像你害怕得结核病，但也不能不呼吸一样。应该通过教育让人们知道，发生性行为时应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安全套，就应该是买得起并且容易得到的。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问：听一些在中国基层从事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人士说，他们尝试在像吸毒者和暗娼这样的高危人群中开展工作，但这些人因为害怕遭公安机关诱捕而拒绝合作。因此有人提出使色情业合法化以加强卫生教育和管理的建议。你认为这在中国可能吗？
答：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对身体健康还是对整个社会，商业性性交易不是好事，吸毒就更糟糕。我们要保护全体人民的健康，所以要尽量保证不要有人陷入性交易中。但别忘了，正是因为有嫖客的存在才有妓女，市场和需求是互为依存的。
如何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有多种方式，关押和惩罚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在妓女中开展教育，告诉她们要使用安全套，而且能为她们提供安全的地方进行身体检查。如果她们躲起来，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此外，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由于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工作，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很重要，例如在男同性恋者当中，最好的宣传教育者就是他们自己。在妓女和吸毒者中开展工作都离不开NGO（非政府组织），它对大多数年轻人的作用也很大。NGO在中国方兴未艾。在与中国相似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NGO的数量已经成百上千，活跃在各种领域。我希望在未来也能看见中国涌现更多的NGO。
问：请你谈谈在山西访问的印象。
答：看到“温馨家园”这样的机构在闻喜县建立起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在那里，感染HIV的人们不仅得到医治，还得到心理上的支持，这非常重要。但现在这样的机构还远远不够。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些HIV感染者告诉我，由于害怕受到歧视和遭到排斥，他们都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因为穷困而卖过血。一方面，隐私权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大多数HIV感染者也不会急于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别人或者在媒体上曝光。但如果他们决定要公开自己的情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