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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决定要公开自己的情况，就应该得到支持，绝对不能被歧视。
对抗艾滋病的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卧室里所做的决定。
问：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尽管媒体对此的报道已有很长时间，但很多人还是怀疑：“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你怎么解答他们的疑问？
答：每一个艾滋病病例都足以说明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只要有艾滋病出现，就说明问题已经存在，因为它是可以在人群中传播的。
我认为，当今中国（在艾滋病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和人们的观念、行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使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险特别大。这种情形如同一个吸烟的人，现在可能没事，但１０年后他可能会得癌症或者心血管病。如果我们仅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似乎不必有太强的责任感。但是以后呢？
（说到这里皮奥特用手把眼睛两侧遮住，说：“我们不应该如此狭隘地看问题。”）
（记者注：也许以下的事实能说明中国目前的艾滋病状况：
每天，全球有１５０００例新的HIV感染者，８０００人因艾滋病死亡。
亚洲正在赶上世界上HIV感染数量最多的非洲地区。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HIV总感染率相对较低，然而感染者的绝对数量很大。而且目前，病毒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危险增加了。官方估计中国HIV感染者数量在６０万到８０万之间，联合国则估计已超过１００万。专家警告，如果防控措施不得力，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将有１０００万人感染HIV。也就是说，差不多每１３０人里就有１人是感染者。）
问：艾滋病病人的治疗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病人用不起价格昂贵的抗艾滋病药物。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的政府正在强行打破对一些跨国医药公司产品的专利保护而在本国仿制抗艾滋病药物。中国应该效仿他们吗？
答：的确，对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病人出现。这应该成为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像山西闻喜县那样的中心应该越多越好。
对于昂贵药物的问题，应该有多种渠道来解决。事实上，巴西不是破坏了专利保护，而是通过对医药公司（罗氏公司）施加压力，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巴西本国生产抗艾滋病药物。印度的情况更不一样，因为印度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不同的专利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与西方医药公司达成协议以降低药品价格，我们与中国政府就此进行过讨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也许会有所帮助。其次，像古巴就在生产由印度研制成功的药物，这需要政府做出政治上的决定。大多数国家是选择不这样做的。第三，就是在得到医药公司许可后在本国生产药物。中国的医药工业绝对有能力生产这种药物。
此外，还应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如何诊断和治疗艾滋病病人。
问：UNAIDS如何与中国政府联手共同对付艾滋病？
答：我们在中国开展工作已经差不多６年时间了，同中国的合作正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作就是推进，推进，再推进。我们明白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面临众多的变化和挑战。今后我们的合作将不仅限于同中央政府，还包括同省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活动者的合作。我对目前的进展感到高兴。对你们来说这种感受也许不是很强烈，毕竟离开两、三年的时间与每天在这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要想成功，我们必须与每个人合作，提供支持。解决问题的任务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国家和个人的肩上。我们不能替中国政府解决问题，同样，中央政府不能替各省、各省也不能替每个人解决问题。从这个道理上讲，对抗艾滋病的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卧室里所做的决定。
问：你对中国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上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答：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行动计划，我希望它能够得到实施。其次，我希望中央和省级的高层官员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表达遏制艾滋病的决心和承诺。如果这样做，我相信中国将在全球预防控制艾滋病的这场战役里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场斗争，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问：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主任，在这场全球性的对抗艾滋病的斗争中，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身处这个位置）这是我的荣幸。在当今世界，没有几件事情能比抗击艾滋病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与艾滋病做斗争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能随便就放弃。如果想迅速取得成功，你可以去当一名外科医生，但如果要从事这项事业，你就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问：你所处的职位很高，那么你在日常工作里能接触到HIV感染者并和他们交流呢？
答：正是因为有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才有UNAIDS
的存在。他们是对抗艾滋病斗争的先锋人物。我每到一处访问都要去见一些感染者，这次在中国一个叫小李的年轻的感染者也送给我一首诗（注：26岁的中国HIV感染者小李向皮奥特博士赠送了他手书的诗：一种声音）。在UNAIDS，我们和HIV感染者并肩工作。在UNAIDS的项目协调理事会中，有５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其中３人就是公开的ＨＩＶ感染者。
我们和他们一起斗争，为他们而战。（We fight
with them； and for them。）
直面中国艾滋病人
新华网
新华网《新华纵横》北京专电（康怀英 楚立威
罗骁 赵勇）：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已经到来，今年的主题是：“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日前，记者专访了北京佑安医院，直面中国艾滋病人。
（一）
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关键是是否精彩。拂去心灵的阴影，我们仍拥有一片明净而灿烂的天空。磨难会使生命变得更坚强，要相信自己能活得更好。
——记者手记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一年一度的纪念日，又一次提醒人类，不要漠视艾滋病。
日前，我们来到了全国最大的传染病医院——北京佑安医院。与其它医疗单位所不同的是，这里收住着一批我国较早的艾滋病患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艾滋病呢，我们在国内呢，我们还是最早收治的。1990年，我们收治了第一例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大约收治了200例左右住院病人。
此外，佑安医院还有一个著名的艾滋病专家咨询热线，解答一些病人或者感染者以及关心此类问题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
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在我国可以说已经有些年头了，尽管大多数人当被问及有关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都能够较为准确地说出它的三种途径：血液、母婴和性接触，有的人甚至觉得有些老生常谈；但是真正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甚至有些惊慌失措。
北京佑 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福燕：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第一例病人去世以后，病人去世了，他房间里边那些家具呀什么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后来就放火给烧了。还有就是病人那尸体，也不知道尸体怎么办，是火化？还是怎么怎么？火化场也……是不是不给火化？也不知道怎么储存？结果那尸体呢，放在床……把尸体放在床上，床下边放冰，这样来储存病人的尸体。
从医院早期留下来的照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务人员往往都是穿戴齐全，防备严密。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只是一种当时对艾滋病认识不够所表现出来的恐慌而已。
在中国，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走过了一条由惊恐到理性曲折道路。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福燕：当时那会儿，我们对这个认识也是很不够的。
（二）
有一个时期，绝大部分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人在性问题上的传统道德观念，一定会成为阻挡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天然屏障。
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使得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从一开始就被统统涂上了道德沦丧的色彩。
得了病的他们惊恐万状，来自心理和家庭、社会的强大压力，往往表现的是病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和对未来的绝望。
（被采访人是在“要求保留肖像不被播出，声音要经过技术处理，不要播出地名等”的请求被记者用《保证书》
的形式答应了之后，才同意接受采访的。）
艾滋病人
翠兰：化验他们说是一种艾滋病，非常害怕，死亡率非常的高。当时我就吓得不知怎样的好。非常的烦恼、苦恼……有的吓得就（得了）“神经官能症”；有的就死了，自己自杀、喝农药，什么样的都有。（我）一化验，也就是艾滋病，当时心里非常难受、痛苦。在一个“疗程”阶段我也得过一次，神经官能症。因为这一阶段治疗，过来了，是被艾滋病吓的。
艾滋病人
小红：当时也非常害怕、紧张。他们说这种病嘛，是绝症、没治，就是说，特别害怕……
而恰恰是在最最需要同情与关爱的时候，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冷漠、躲避以及歧视等
等，更使他们扭曲成了异常敏感、浮躁和脆弱的个体。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开始呢，我们觉得在很多艾滋病、包括感染者，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恐惧、绝望……
刚刚得了病的人，社会对他们不理解，甚至家人都嫌弃他。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有一个病人，他发现这个病之后呢，社会呢，抛弃他，他的亲生母亲也不认他。
医院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