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年11月，在国家天文台研究生李丹的帮助下，张建启带着小夏青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社会上，许多好心人向小夏青伸出了援助之手。“从内心来讲，我很庆幸。在地坛医院，我们遇见了像徐克沂、张福杰这样的好医生；而且夏青的事情在媒体上报道后，我们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这位农家汉子不无感慨地说，“住在上地桥的一位谢老师托儿女来医院看望夏青，还捎来了五百块钱，并告诉我如在北京没有地方住，他们一家可为我们父女提供免费吃住的地方。”张建启还指着堆在床上的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对我说：“这些都是同情夏青遭遇的人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和她同龄的小朋友送给她的毛毛熊和书包、还有热心的叔叔阿姨买给她的图画书和文具盒——
瘦弱的小夏青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小小年纪的她居然能拿着毛线针，有板有眼地织围巾；她很喜欢《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只教她唱了一遍，她居然就会了，而且还能纠正我唱错的词。小夏青还是最爱那身蓝色的校服，每天都穿着，可是因为有病，8岁的她至今没有上学。“有天早上，孩子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们回家吧，我想上学。’”张建启情绪激动地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能不答复吗？我就说：‘孩子，你需要上学，但你现在的病情不允许你去上学。如果你想上，爸爸将来给你找一个阿姨来教你，不过你得听话，知道吗？’孩子这样说，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孩子接受教育，只能在一旁默默地流泪。”小夏青知道自己得的是艾滋病，但她不知道艾滋病对她有什么危害。她总是微笑着，拿着那本心爱的看图识字书，用她清脆的童音大声朗读，也会拿着铅笔在本子上认真地写着画着。有时，她还会拉着我，用期盼的目光望着我说：“阿姨，你教我念字，我喜欢字！”
来自河南雎县河堤乡的张建启，平时依靠打建筑零工维持全家五口的生活。小夏青现在还没有开始用药，如果用药的话，每月医疗费大概要五千元左右，这相当于张建启一年的收入。并且夏青一旦开始吃药，就不能停，否则就会反弹，病情会更加严重，以致危害生命。如果不用药，孩子最多只有一年的生命。“我借不起钱，也还不清这方面的债，夏青现在是个孩子。如果她的生命能维持到15岁，那就开始用成人的药量，假如还是现在这个药价，我就更没有能力解决她的医疗问题了。”一提起医药费，这位略显苍老的30多岁的父亲，眉头紧蹙，一脸愁容。
小夏青在医院里没有玩的地方，也接触不到其他孩子，所以一旦带她走出医院，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时，她会表现得异常兴奋。她睁着那双水汪汪的好奇的大眼睛，脸上挂着灿烂又有些怯生生的笑容，左右顾盼着。她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去动物园，她能久久地伫立在笼子前，望着她喜爱的小猩猩和金丝猴；她也会撒娇耍赖，坐在地上哭着嚷着不回病房。每次我到医院去探望她，她总要重复地说：“阿姨，玩去！”孩子是真正爱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会把石头看成珠宝，小心地放进兜里。他们头上不论有什么样的天花板或者穹隆，在黑水晶一样的眼睛中反射出来的总是天堂。小夏青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是好朋友
轻松地坐在小焕的床上，我握了握他刚吃过苹果的湿漉漉的手，相同的年纪——23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开始了。“艾滋病病人最需要的，就是把我们当作正常人来看！”小焕说出了肺腑之言。
“说起我的病因，你一定会感到好笑。读高二的时候，和几个朋友出去玩。后来没钱了，回不了家，我就到商丘防疫站“卖”了两次血。去年8月份我开始腹泻，一直没好，后来又接连不断地发烧。今年3月，我被送到地坛医院时，已经是晚期了。当时严重地我一动也不能动，一动全身都是黑的，指甲黑紫黑紫的，太缺氧。像我这样重的病人，医生都失去信心了，而我的情况却一天一天好转起来，算是个奇迹吧！其实也很有意思，我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是通过亲人和医生，而是有天午睡时，听邻床的病人谈起来，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
“其实，我也想到过死，如果我早点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可能就放弃治疗了，让自己自生自灭。后来我想，作为一个人，首先要自信些，看到好的方面，这样才有信心。得了这种病的人都很痛苦，再说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放弃了，首先是不孝。我就想不论走多么长的路，顺其自然吧！”
小焕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很独立，从不想依靠别人。他倡导一种艾滋病人“生产自救”的生存方式。小焕总强调：“人活着，依靠别人施舍没意思，这是日后的累赘。在最关键的时候，艾滋病病人没钱了，国家社会给捐助，这样一次两次可以，但不能总靠别人施舍你啊。很多人都说，让别人关爱你。可怜的人很多，老靠别人资助，你感觉这样现实吗？”小焕每月的药费是一万一千元，他所在的单位现在可以报销。过不多久他将出院，单位是回不去了，他打算到一个还未全面开放、但有发展前途的内地城市去做生意，供自己吃药。最近，他也一直在张罗这件事情。小焕总笑称，自己是个有些商业头脑的年轻人，“你对我选中的这块地方持怀疑态度，但我相信我的眼光。”小焕虽然决定不了生命的长度，但却尽力控制着它的宽度。“我站在大街上，谁知道我是艾滋病病人呢？我可以不让我接触的人知道我的病情，我会尽量避免一些对他们不好的东西。你想一下，如果坐在我们身边吃饭的人知道我是艾滋病患者，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走开，知情的顾客可能不会再光顾这家店了。”“你有没有想过公开地站在媒体面前？”“公开站出来，我不是不敢，但因此导致我今后卖的东西没人买，我怎么办？我如何生存？如果周围的人对这无顾及的话，那站出来也无所谓。”
“艾滋病病人还是最需要钱，最需要活下去。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什么都能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让艾滋病病人能够安安心心地生活也是当务之急。中国现在入世了，这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说不定一些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也会下降。”小焕露出了憧憬的灿烂笑容。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小焕已然成了知心朋友。小焕的脸是一本打开的书，令我在展读他的表情之时，也在了解他隐藏很深的内心世界。他告诉我，他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姐姐，这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感情。他跟我谈书，他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爱不释手，看了好多遍。对一些名人传记，小焕也颇感兴趣。他说，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创业精神是一样的，都需要艰辛的过程和顽强的毅力。他还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他的古玩情结。作为同龄人，我常给他讲一些以前在大学的故事。他总是用一种欣羡的目光望着我，“我原来曾想一边工作，一边念走读大学，但现在这恐怕是一个我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了。”我也曾冒失地询问他对恋爱的看法，一直说笑的他突然不作声了。
我最喜欢鲜花
11月3日，美国小提琴家Daniel Kobialka来到金黄碧绿掩映下的地坛医院进行访问演出，小吴是到场的四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之一。她身材颀长，长发乌黑，再配以时髦得体的装扮，很抢眼的一个女郎。
小吴很开朗健谈，说起她的病情也是坦然达观的模样。“我是通过性关系传染上的，我的那个男朋友1994年就去世了，当时不知是何原因，他只是腹泻，人越来越瘦，最后竟失明了。”小吴是1997年查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当时她坚信是血检结果错了，继而又做了两次确认实验，可怕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当时我觉得很绝望，说不定哪一天，我的死期就到了。”
小吴现在和正常人一样，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她所在单位里的同事没人知道这个秘密，大家相处地其乐融融。“我吃药是件很困难的事，那些药丸不能像感冒药那样当着别人面就吞下去了。每次都得跑到没人的地方，像去库房啊偷偷地吃。我们领导对这件事好像有所察觉，不过他对我很好很照顾。”小吴的母亲是今年才知道女儿患病的消息，可是看着女儿每天“健康活泼”的样子，母亲始终不相信她会染上艾滋病。小吴远在美国的待产的嫂嫂得知小吴的病情后，执意要取消婆婆到美的探亲计划。“我嫂子总喊，我的孩子啊，这还没生呢，好像我妈去了，就把我的病菌给带去了似的。我嫂子和我的关系一直要好，但一知道我得这个病了，立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安慰关心啊，什么都没有，现在连电话都不打来了，好像我跟她说话，就会把病菌通过电话传染给她。”
在孤独地走完1994年爱情伤逝的冬日后，另一个春天悄然来到小吴的身边。可是，当这对热恋的情侣已把爱巢构筑，准备共结连理之时，小吴染上艾滋病的噩耗，为这段正在怒放的感情抹上了一层凛冽的寒霜。“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跑到山头上抱头痛哭。他当时也很绝望，认为自己也一定染上了。后来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血检，他一切正常。我觉得我有这个病，没有必要再把他拴在身边。1998年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他没有离开我，歧视我，陪我一起度过，我已经很知足、很幸福了。”男友炽热的爱恋令小吴痛并快乐着，可是与日俱增的心理压力迫使小吴还是决定分手。去年年底，他们分开了。“我们现在还有联系，也总见面。这样挺好，两个人还可以做朋友，不带给彼此任何压力。”
令小吴最感庆幸的是，她参加了国内著名专家曹韵贞教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