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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只是我垂钓的溪。我喝溪水，喝水时候我看到它那沙底，它多么浅啊。它的汨汨的流水逝去了，可是永恒留了下来。我愿饮得更深；在天空中打鱼，天空的底层里有着石子似的星星。我不能数出“一”来。我不知道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我常常后悔，我不像初生时聪明了。智力是一把刀子；它看准了，就一路切开事物的秘密。我不希望我的手比所必需的忙得更多些。我的头脑是手和足。我觉得我最好的官能都集中在那里。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头可以挖洞，像一些动物，有的用鼻子，有的用前爪，我要用它挖掘我的洞，在这些山峰中挖掘出我的道路来。我想那最富有的矿脉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用探寻藏金的魔杖，根据那升腾的薄雾，我要判断；在这里我要开始开矿。
阅 读
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地饶有兴味。为我们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成家或建国，甚或沽名钓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时、我们便不朽了，也不必害怕变化或遭到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从神像上曳起了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望见它跟当初一样的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如此勇敢的，是他的体内的“我”，而现在重新瞻仰着那个形象的是我体内的“他”。袍子上没有一点微尘；自从这神圣被显示以来，时间并没有逝去。我们真正地改良了的，或者是可以改良的时间，既不是过去，又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呵。
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宜于思想，还更宜于严肃地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到那些流通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先前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时而抄在布纹纸上。诗人密尔·喀玛．乌亭．玛斯脱说，“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这种益处我得自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芳洌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虽然我只能间歇地翻阅他的诗页。起初，有无穷的工作在手上，我有房子要造，同时有豆子要锄，使我不可能读更多的书。但预知我未来可以读得多些，这个念头支持了我。在我的工作之余，我还读过一两本浅近的关于旅行的书，后来我自己都脸红了，我问了自己到底我是住在什么地方。
可以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决无放荡不羁或奢侈豪华的危险，因为他读了原著就会在相当程度之内仿效他们的英雄，会将他们的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自己那种语言印刷成书的，这种语言在我们这种品德败坏的时代也已变成死文字了；所以我们必须辛辛昔苦地找出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来，尽我们所有的智力、勇武与气量，来寻思它们的原意，要比通常应用时寻求更深更广的原来意义。近代那些廉价而多产的印刷所，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本，却并没有使得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们还很寂寞，他们的文字依然被印得稀罕而怪异。那是很值得的，花费那些少年的岁月，那些值得珍惜的光阴，来学会一种古代文字，即使只学会了几个字，它们却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有的老农听到一些拉丁语警句，记在心上，时常说起它们，不是没有用处的。有些人说过，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后好像会让位给一些更现代化、更实用的研究；但是，有进取心的学生还是会时常去研究古典作品的，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也不管它们如何地古老。因为古典作品如果不是最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那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神示卜辞。便是求神问卜于台尔菲和多多那，也都得不到的，近代的一些求问的回答，在 古典作品中却能找到。我们甚至还不消研究大自然，因为她已经老了。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这需要一种训练，像竞技家必须经受的一样，要不变初衷，终身努力。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本书所著写的那一国的文字，就算你能说它，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口语与文字有着值得注意的不同，一种是听的文字，另一种是阅读的文字。一种通常是变化多端的，声音或舌音，只是一种土话，几乎可以说是很野蛮的，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的。另一种却是前一种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集；如果前一种是母亲的舌音，这一种便是我们的父亲的舌音，是一些经过洗炼的表达方式，它的意义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我们必须重新诞生一次，才能学会说它。中世纪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说希腊语与拉丁语，可是由于出生之地的关系而并没有资格读天才作家用这两种文字来著写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知道的那种希腊语和拉丁语来写的，而是用精炼的文学语言写的，他们还没有学会希腊和罗马的那种更高级的方言，那种高级方言所写的书，在他们看来就只是一堆废纸，他们重视的倒是一种廉价的当代文学。可是，当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得到了他们自己的语文，虽然粗浅，却很明澈，就足够他们兴起他们的文艺了，于是，最初那些学问复兴了，学者们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古代的珍藏了。罗马和希腊的群众不能倾听的作品，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却有少数学者在阅读它们了，而且现今也只有少数的学者还在阅读它们呢。
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天文学家永远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嘘气如云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普通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更均衡的生活是他们的本份，那些给演讲家以灵感的社会活动以及成群的听众只会分散他们的心智，他们是广着人类的智力和心曲致辞的，向着任何年代中能够懂得他们的一切人说话的。
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之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给人读，而且还吐纳在人类的唇上；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在生活自身的呼吸之中的。一个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两千个夏天已经在纪念碑似的希腊文学上，正如在希腊的大理石上面，留下了更成熟的金色的和秋收的色彩，因为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壮丽的天体似的气氛，传到了世界各地，保护他们兔受时间剥蚀。书本是世界的珍室，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于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什么私事要诉说，可是，当它们启发并支持了读者，他的常识使他不能拒绝它们。它们的作者，都自然而然地，不可抗拒地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贵族，而他们对于人类的作用还大于国王和皇帝的影响。当那目不识丁的，也许还是傲慢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和勤劳刻苦，挣来了闲暇以及独立，并厕身于财富与时髦的世界的时候，最后他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的领域，而且只会发觉自己不学无术，发觉自己的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不可以自满，于是便进一步地证明了他头脑清楚，他煞费心机，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所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
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它们并没有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除非说我们的文化本身便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份文本的话。荷马还从没有用英文印行过，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也从没有，——那些作品是这样优美，这样坚实，美丽得如同黎明一样；后来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就有也是极少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从不认识它们的人，只叫人去忘掉它们。但当我们有了学问，有了禀赋，开始能研读它们，欣赏它们时，那些人的话，我们立刻忘掉了。当我们称为古典作品的圣物，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老，因而更少人知道的各国的经典也累积得更多时，当梵蒂冈教廷里放满了吠陀经典，波斯古经和《圣经》，放满了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继起的世纪中能继续地把它们的战利品放在人类的公共场所时，那个世代定将更加丰富。有了这样一大堆作品，我们才能有终于攀登天堂的希望。
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它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他们的可怜的便利，好像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起生意来不至于受骗；可是，阅读作为一种崇高的智力的锻炼，他们仅仅是浅涉略知，或一无所知；然而就其高级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叫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