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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时，又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俄界开会确立新方向
9月11日晚，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和红三军陆续到达俄界（今属甘肃迭部县），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到达次日，政治局又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指出：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会议还决定，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肃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由于剩下的部队不多，会议决定将原有一、三军（军团）缩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都非常愤慨，不过大家认为，这毕竟还属于党内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因考虑到今后还要争取他本人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因此不对外公布，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8日进占甘肃哈达铺。这个较大的镇子里回族、汉族居民各占一半左右，部队到达此地后利用三天时间休息整编。
由于刚刚走过草地的指战员身体大多虚弱，为了尽快恢复体力，全军上下从司令员到战士、炊事员都发了一块大洋，按当地物价可以买五只鸡。当时部队连天改善生活，许多人还洗了澡、理了发，面貌焕然一新。在镇上，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正式宣布组成，下辖三个纵队：原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军委机关编为第三纵队，原来的各团缩编为大队。
在哈达铺休整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从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尤其是毛泽东等人看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都非常兴奋，大家议定应该到那里落脚。
连以上干部开会，感觉要“到家”了
9月22日，部队从哈达铺出发，毛泽东做动员讲话说：“我们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点，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东进后，于9月27日占领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在当地又休整了两天。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感到，确定落脚点这样一件大事，还应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为好，于是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到会者一致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
榜罗镇会议结束后，9月28日清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并进行了政治动员。接着，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最后，出身陕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西的干部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转战两万里，人们此时终于有了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直向陕北前进，并打退了尾追的马家军和东北军的骑兵。
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入一个只有十孔窑洞的小村镇。老百姓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军队，大都逃避。不过先头部队发现，一个窑洞前挂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他们异常兴奋，确认自己到达了陕甘根据地。
这个地方叫吴起镇。中央派人去联系当地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接着于10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正式宣告长征结束。他详细说明了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提出应在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主要区域。他还提出，应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会上的其他同志发言，表示了希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不过一些领导人感到，一时还难以做到这点。
会议结束后，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号召陕甘支队指战员要迅速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吴起镇会议，为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做好了准备。
【点评】明确目标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的一个多月里，政治局在2000里的行军中连续召开会议，这对汇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最后统一思想落脚陕北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段时间里也充分体现出来。当年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藏式木楼、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大都已难寻，然而那个艰难岁月中发扬民主的作风和优良传统，还是作为宝贵财富留给了后人。
第七章 重握主动（1）
——瓦窑堡确定大转变之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当地虽然贫穷，可毕竟伤病员有了地方安置，中央机关也有了相对固定的住所，全军还下发了根据地群众缝制的新棉衣。不过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仍在南方长征和转战，如何确定新的政治方针，迎来全军长征的胜利，仍是头等重大问题。
此时，一个化装为货郎的“远方”来客来到陕甘苏区的中心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接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在一孔石窑洞里召开了……
神秘货郎带来共产国际新指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11月6日又到达甘泉的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由于国民党军正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等赶到前线指挥，张闻天则率中央机关北上进入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瓦窑堡。
11月10日，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这一天，陕甘苏维埃政府组织几千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还表演了秧歌舞，镇子里热闹非凡。张闻天进镇后，与新婚妻子刘英住进了一孔宽敞些的石窑洞，中央的一些重大事务便在那里处理。
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十余天，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壮汉便找到这里，见到了老熟人张闻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张浩（原名林育英）。他于四个月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为防路上被敌抓捕，遭遇不测，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行前背下了文件内容和新电码，化装成一个货郎，先骑骆驼后步行，跋涉千里通过内蒙古戈壁，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最后看到陕北苏区的布告才找到瓦窑堡，一路上足足走了三个月。
新精神与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
张浩见到张闻天后，讲述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的新变化。由于德国、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七大上盛赞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会后到达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又报告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使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更急于把国际新精神通知中共中央。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与莫斯科中断了电讯联络，共产国际在七大结束后便派张浩作为代表（过去派来的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从苏联通过外蒙古进入内蒙古，前往西北寻找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高兴。张闻天让他留在自己的窑洞里，一日三餐在一起边吃边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从前线赶来相会。毛泽东得知国际新精神正好与自身想法相吻合，马上开始制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作为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浩对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和制止张国焘的分裂也起了重大作用。他到达后便致电过去很熟悉的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迫使其收起自立的“中央”牌子，回电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张浩随后又对四方面军做了许多工作，促进了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宁，胜利结束了长征。
新政策出台：一致抗日，争取东北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窑洞只能坐下十几个人，开会时在炕前支起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政治局委员在炕上和长凳上随便就坐。
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杨尚昆等十几人参加，张浩（林育英）在会上做传达。由于这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央也让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前来参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