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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策略。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决定，重组的红一方面军尽快东征山西，争取进入华北抗日前线。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因蒋介石派十个师帮助阎锡山拦阻，两个多月后折返陕北。东征的成就如同毛泽东曾用四句话所概括的：“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的周恩来进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在教堂中秘密会见，促进了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不久便促成了以“兵谏”捉蒋逼其停止内战的“西安事变”。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政策的成果。
中共参加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博古（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瓦窑堡成为张学良的“战绩”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前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使此前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党组织开始恢复，“一二九”运动后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也日益高涨。
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后的近半年间，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设在城内北侧的米粮张学良山上。1936年春，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兵“剿共”，并对行动不力的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此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必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于是秘密同东北军打了招呼，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瓦窑堡”的“战绩”。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保安县城（今志丹县）。
张浩和中共中央把新的政策方针通过电台通知了返回川康边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中央北上陕北后打开了局面，红四方面军则在藏区陷入了兵源粮源补充极困难的窘境，部队人数由8万减至4万。任弼时、贺龙所率的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后，了解到中央的新政策后也坚决拥护。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终于根据中央的要求一起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间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点评】局面扭转焕然一新
如今人们到陕北子长县瓦窑堡镇，还能看到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的几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左起第二孔窑洞即张闻天旧居，正是在这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众多的会议，大都是在紧急情况下讨论行动方向。长征到达贵州北部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不过那时军情紧急，主要是改变军事路线。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上才彻底纠正了“左”的政治路线，完成了从遵义会议时开始的全党的策略转变。此后，国内形势很快焕然一新，同时迎来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长征胜利结束，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得到自身的大发展。
第四部分 战役之谜
第一章 喋血湘江（1）
——红军伤亡之谜
长征究竟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战果是多少？根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时由彭加伦记录、肖向荣填词的《远征曲》这样总结：“大小五百余战，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这还只是中央红军的情况。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旧址之一——固陂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况与三个月前判若云泥：彭德怀谶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丧失良机只能死拼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八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
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无线电侦知了严峻敌情之后，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红军便处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态势极端不利。
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中央军将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便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并以两败俱伤，中央军好乘机进入广西，于是下令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在湘江北面让开一条缺口。红军先头部队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但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从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桂军也返身杀回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三军团为保卫湘蒋介石在江西督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
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才使大队免被敌拦腰截断。
经过五日五夜的血战，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至此，湘江战役以红军受到重创而结束。
代价惨重，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战史中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以下数字可供读者自己分析。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
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