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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的原则。不过在长征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细致的了解，也很少有实践的机会。
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中甸时，藏民组成采购组，
帮助红军向寺庙购买青稞。这是贺龙颁发的委任令
中央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突破湘江进入广西北部山区，那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穷人，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阂，拥护红军。不过苗族区域也有一些寨主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军阀白崇禧派出一些别动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利用夜晚去纵火，造成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民区域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
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一天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召集开会，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的人被抓到，他们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放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还当场要求参军。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拥护，但发现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藏区统战：改打土豪为团结上层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进入藏区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进入藏区的红军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的“四要十不准”歌谣，全军普遍教唱。红军改变了原先实行的打土豪政策，对藏族上层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至少应做到互不相扰。
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元。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走了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活佛带信，解除群众的疑惧。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朱德强调首要任务便是让群众回家生产。
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对方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于是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还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红军变成了“菩萨兵”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必然产生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时，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作动员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红军还向藏族人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群众交口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所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军进入西北的回族地区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也改变了过去在汉族地区对农村土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行了团结争取上层的办法。政治部门规定，各部队进村以前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后才进村宿营；在营区内禁止食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在宁夏回民区，马家军设下了众多苛捐杂税，民众痛苦不堪，红军到后全部予以废除，红军就此得到回族群众的大力拥护。
【点评】政策灵活培养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红军有了广泛与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机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民区的毛儿盖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章 坦诚是金（1）
——小叶丹当上“红军支队长”之谜
“汹涌的金沙江、大渡河，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我英勇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红一方面军在征途中所唱的这首歌，述说了1935年5月，刚渡过金沙江时遇到的严峻险阻——处于奴隶社会的三百里彝区。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夺下冕宁城，放出彝族首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很快又渡江追来，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随即，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川康军阀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红军只有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安顺的羊肠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边。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红军到达彝区时，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有沽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四川军阀为控制他们，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头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
红军工兵连被扒光衣服
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彝区。许多彝胞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但还是半信半疑。看到这支以汉族为主体的军队进入自己的控制区，有不少彝民拿着钢枪、土枪、弓箭围拢过来，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占据了山口要隘并拦住去路。
刘伯承、聂荣臻等下令，遇到彝民拦阻和抢劫不得开枪，只能说服解释。当先遣部队经过额瓦垭口时，突红军帮助彝族群众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图为小叶丹的妻子手执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军旗然有一股彝族武装冲下来，袭击了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这个连的指战员严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结果光着身子流着泪跑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