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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的红二十五军人数虽不足3000人，却因过去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指战员们多是经过多年战斗考验的骨干，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实行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一天一夜就能走一百多里。不过该部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和侦察敌军调动困难。出发十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二十五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蒋介石悬赏徐海东，与毛、朱并列
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了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还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一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七十四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领导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此时红二十五军还有3400人，在陕南还留下了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我倒睡了个好觉。”
自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长征后，“围剿”那里的国民党东北军被调到陕甘，当地压力有所减轻，新建的红二十八军又得到发展，确如周恩来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一出征使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保存。
按照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十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在火线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改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徐海东在途中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图为四坡村的“红军楼”。当年在四坡村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曾在这座土楼上设立了指挥所
长征后军容齐整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八角帽，服装整齐，装备和军容都大大超过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一支红军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下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同毛泽东首次会面，马上表达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愿望。毛泽东当即决定拨给他一部电台，从而能够保障联络。徐海东回部后马上下令，把军中积蓄的银元绝大部分都交给远征万里后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点评】独立行动策应全局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虽不属于三大主力，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该部作为在长江以北独当一面的战略力量，以自己的远征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且还在征途中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特别可贵之处，又在于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况下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事实证明这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长征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第四章 声东击西（1）
——红二、六军团“不蚀本”的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一年以后，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也走上了长征之路。这支部队出发时有17万人，全部轻装，没有什么拖累，行动便捷。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在风雨交加的11月20日夜间突破国民党湖南军和保安团防区的结合部，直插湘中，一夜间便走出百里开外。令人称奇的是，指挥全军行动的任弼时、贺龙等人的计划是率全军向西建立新根据地，长征开始时却向东南走，名副其实是“声东击西”。
红二、六军团（后组建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为什么一开始就采取这种奇特方式呢？
陈诚被红军彻底耍了
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红二、六两个军团，自1934年10月会师后就由统一的指挥部领导，共同作战。中央红军长征时，他们主要在湘西地区牵制湖南军阀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同时也在以贺龙的家乡桑植县为中心的地区，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秋，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的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根据地和最大的主力红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此时，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指挥各路国民党军的宜昌行辕主任、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认为，这支红军面对围攻肯定会像中央红军那样向西“流窜”，于是将主力集中在湘黔边界，并大力构筑碉堡，张网以待。
此时，红二、六军团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新开辟的根据地内部又盘踞着很多土匪和土豪武装，还缺少粮、盐、布，很难继续坚持。贺龙在刘家坪召开的长征动员大会上说：“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哪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中央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任弼时（左）为主席，萧克（中）、王震（右）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征
在突围之前，中央代表任弼时召开会议，着重征求贺龙的意见。在湘西作战多年的贺龙熟悉当地的一山一水，也深知敌情，他提议先到湘中，可补充物资并威胁长沙，待敌人调兵追到湘中，再抛开追敌转入贵州建立根据地。到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这个主意正好出敌意料之外。湘中虽是湖南军阀老巢，却守兵不多，此举正可避实击虚。
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快速前进突破沅江、资水封锁线，连占湘中的辰溪、浦市等地和著名的锡矿山。当地物产丰富，人口多，红军不仅筹到几十万银元，还动员了5000余名矿工和农民参军。指挥“围剿”的陈诚受到蒋介石怒斥，马上调动近百个团向湘中扑来。任弼时、贺龙见调动敌军和补充服装、钱款的目标已实现，马上转兵向西，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山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
“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上一年中央红军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群众基础比较好。贺龙听说当地部分民众手中还有中央红军留下的苏维埃币，在国民党统治下无法使用且有危险，便决定用银元一兑一全部收回。供给部长说，银元全是从湘中用骡子千辛万苦驮来的，这样兑换出去太心疼。贺龙却坚定地说：“全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员，不应当一家人说两家话，中央红军留下的钱币我们要管！”这一兑换行动，更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黔西的威信，群众拥军参军非常踊跃。
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贵州大定县城合影
看到红军在黔西落脚，国民党军马上集中了十几万人，由蒋介石嫡系将领顾祝同统一指挥前来围攻。为避开强敌，任弼时、贺龙率部进入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由于红二、六军团此前长期在湘西转战擅长爬山，在这里与敌周旋自如，国民党军却疲惫不堪且总追不上。经过乌蒙山中一个月的“回旋战”，红二、六军团又以隐蔽奔袭的方式在敌夹缝中跳出了包围圈。
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其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经过研究认为，北进会合可以更好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全局的要求，马上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为了顺利北渡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