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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苦口婆心地动员学生们回去，可是学生们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走，他又派代表与学生们反复谈话，他们还是坚持
不走。
面对大串连给交通运输、生产建设造成的严重影响，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同志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
学生串连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要留有
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 月12日，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建委主任谷牧，
要谷牧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
为了满足来京学生的愿望，毛主席于9 月15日第三次接见多达百万之众的各地红卫兵。但是，串连的规模反而越来
越大。北京的学生还印发了特制的车票，谁都可以领到，更加大规模地到外地去串连。外地的学生有学校的证明即可上
车、上船，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到北京来。
谁要是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在那个时候，谁戴上这顶帽子都受不了，因为反对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
革命”啊！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走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更加严重地影响了水陆交通秩序，
影响了起码的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
周恩来心急如焚，9 月底，他要谷牧紧急起草了一份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但未能下发。
迷路中关村，王冰三人演出了一幕《午在狂奔》
来北京的红卫兵们有三个目的：参观游览、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其中，能亲眼看见毛
主席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重庆二十六中学的王冰、李春水、霍春红3 人是9 月中旬到的北京，3 个人一下火车都愣了，北京比重庆的气魄大
多了。
他们打听到天安门离车站不远，便直奔广场而去。到了广场，他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在电影里看到的广场就在
眼前。他们从小都曾央求爹妈：“我要去北京，去天安门，去见毛主席。”爹妈都说：“去啥子哟，要花好多钱哟！再
说，毛主席也不是天天站在天安门上。”
如今梦想成真，又不花一分钱，这真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他们幸运地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接待站。驻地
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文化大革命”“中心”不远。几个人顾不得休息，吃过晚饭便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火烧、
炮轰、揪出，看得他们眼花缭乱、热血沸腾，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3 个人一商量，时间有的是，决定今天的革命到此为止，回去睡觉。不料，走出北大校门不远就迷了路，在中关村
附近转了半天，也没找到科学院计算所的大门。3 人垂头丧气坐在马路上叹气。忽见远处一个小伙子蹬着一辆平板三轮
车，高唱“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迎面过来。
王冰忙迎上去拦截，大叫：“同志，停一下！”
小伙子没提防有人突然拦车，吓了一跳，急忙刹车，定神一看，是3 个外地学生，骂道：“找死呀！”王冰3 人压
住心中怒气，赔笑道歉，问：“请问到科学院计算所怎么走？”
小伙子气冲冲地回答：“不知道广片刻，他眼珠一转，狡黠地一笑，问：”你们是串连的学生吧？“
3 人连连点头答应。小伙子笑说：“毛主席的红卫兵，欢迎、欢迎。上车吧，我送你们一程。”3 人欢天喜地爬上
三轮，一个劲儿地感谢首都的工人阶级。
三轮车从中关村路口南行，到黄庄附近，小伙子停住车，朝马路对面的一片小树林一指，说：“穿过小树林，再往
前一点儿就到了。”3 个人下了三轮车，连声道谢。小伙子说：“不客气。”蹬上车，走了。
王冰3 人穿过马路，步入小树林，树枝遮住微弱的路灯灯光，黑漆漆的，地面上树影摇曳，头顶上点点流萤飞过，
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光亮。3 个人心里都有点儿打鼓，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什么呀？”3 人不约而同站住脚步。面
前竟是一个大坟头，吓得3 人撒腿就跑，没跑多远撞到一堵墙上，3 人几乎同时爬上墙头，刚要往下跳，猛听得一阵猪
叫，低头看去，原来是个屠宰场。3 人只好退回原地。定定神，透过树林，看到离马路不远，才手拉手跑过树林圈成的
墓地，又返回马路上。
李春水大骂北京人欺生，发誓改天要找那个蹬三轮的玩命，骂了一阵，3 个人信步沿马路朝南走去，却不知离目的
地越走越远。没走多久，王冰忽然看见路边一处大门口有灯亮，且有人出入，3 人走过去一看，是所医院。
他们商量一下，决定先到医院里找个地方忍一夜，等天亮找民警问路。李春水感慨地说：“骑自行车时最讨厌碰上
警察，现在还真有点想他们呢。”
3 人推门刚要往里走，一声“站住！”又令他们一惊，只见两个红卫兵小将双手叉腰，怒目圆睁，问道：“什么出
身？”
半晌，3 人才回过味儿来。对头，医院里也要搞阶级斗争，地主资本家哪里配到无产阶级的医院里看病呢？
李春水理直气壮地回答：“工人，我们家是三代赤贫，真正的血统工人。”两位守卫在医疗战线前哨的卫士的面色
顿时和缓下来，把手一挥，说：“进去吧。”
他们知道再回住所就太远了，便打算找医院领导，说明自己的红卫兵身份，领导肯定会安排房间供他们休息。1966
年的红卫兵与1967年的解放军、1977年的老干部、1980年的老外一样，是走到哪儿都让人肃然起敬的群体，是到什么地
方都能“平趟”的宠儿。
可大晚上的到哪儿去找领导呢？他们发现不远的一楼后门的门厅里有几张床，床上有白色的床单、枕头，3 个人一
合计，先睡一觉再说，天亮就可以回去了。这一觉，睡得好香。
凌晨，一阵凄惨的哭声把他们吵醒，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也躺在一张床上，他的妻子与儿女哭着说：“你不是反革
命啊，你一死怎么说得清，我们得背一辈子黑锅啊，你干吗自杀呀？”
3 个人吓坏了，他们躺在太平间里！
守太平间的老头问：“你们怎么住到这里了？”李春水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晚上回不去住所了。”
老头说：“怎么能让红卫兵住太平间呢？快去革委会，给你们腾间房子。”
王冰3 人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虽然因为人生地不熟，陪一群死人过了一夜，但毕竟没有失去什么。穷乡僻壤来的
穷娃子，初到大都市，则有如刚出土的土豆一下坠入十里洋场，闹的笑话就更多了，甚至一成悲剧。
马露野、孙达仁刚到北京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1966年10月，崇文门×路无轨电车司机因一时疏忽，险些酿成一场大武斗。
甘肃武威县城关中学的马露野、孙达仁刚到北京，就与其他同学走散了，两个人在北京火车站站里站外转了半天，
也没找到同伴。介绍信在别人身上，两个人又是第一次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不免有些害怕。
马露野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文革”前当过一次县级先进工作者，被定为黑帮亲信、爪牙、小爬虫，进了学校的劳
改二队（劳改一队为校长、书记和地富反坏右等老反革命）。马露野就在爸爸所在学校读书。爸爸挨斗，儿子脸上也无
光。运动开始以后，马露野就经常借故离开学校，呆在家里帮妈妈看弟妹、干家务。
孙达仁是工人子弟，与马露野要好。班上同学要上北京串连，孙达仁千方百计把马露野的名字填到名单上，然后又
兴冲冲地通知马露野。千辛万苦之后，一行人终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
下火车之前，带队的红卫兵组长叮嘱大家互相照顾一下，不要走散了，没料到，2 人还是成了离群的孤雁。
一出火车站，两人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北京站人山人海，人来人往。北京学生从这里辐射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学生又蜂拥而至，通过这里进入北京。
歌声、口号声、喊叫声、骂人声交汇成一部嘈杂却富于时代气息的乐章。
马露野、孙达仁他们在人海中蠕动，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接，寻找红卫兵接待站。他们毕竟是从穷乡僻壤出来的“土
包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无组织地集中在一起，顿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他们手拉着手往前走，眼睛却各自搜寻着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他们发现，人海中除了串连的学生、因公因私外出的
工农兵以外，还有一类奇特的人群，他们有的步履不稳，有的衣衫褴楼，有的鼻青脸肿，虽然神态各异，却一律的含胸
敛首、面如死灰、在如狼似虎、皮带翻飞的红卫兵驱赶下，走进北京站大门，那神情就像是被日本鬼子驱赶进万人坑活
埋的可怜的中国老百姓。不同的是，那次是异族倭寇屠我中华，而这一次，是中国人自己残害自己，是祖国的花朵——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中了魔一样，去残害自己的同胞。
最先吸引住他们的是一个面目清秀、身材苗条的女红卫兵，有些像《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那幅给毛主席佩戴红卫兵
臂章的女学生，也是身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不同的是眼前这一位横眉立目，手中握着一条巴掌宽的武装带。
或许是她有几分青春的妩媚，或许是她怒斥、驱赶“罪犯”时发出的略带嘶哑的女高音与众不同，马露野、孙达仁不由
放慢了脚步。
马露野看清楚了。约莫有20多名红卫兵，押送的是一家老小4 人。两个老人，剃的光头，蓝制服的左上角缝了一块
黑布，上面有4 个白色的字：地主分子，女的被剃了阴阳头。马露野看到女人头上一侧是长发，另一侧是光秃秃的头皮，
心中不由一颤。老太太左胸前的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