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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 月16日至26日，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大区的书记也参加。
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起草小组成员纷纷聚集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讨论、修改通知。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张春桥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
泽东审阅。毛泽东提出修改意见，起草小组再进行讨论、修改，如此多次。
不久，中共中央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彭真为
首的北京市委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
5 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彭
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受中央政治局控制，直接部署“文化大革命”。
席卷学校的混乱从北京大学开始
5 月底，北京两所学校，发生了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5 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影响极大的大字报；5
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学生建立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红卫兵，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有人说，席卷学校的混乱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这是因为1966年5 月25日，北大哲学系讲师聂元梓和其他六位教师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题目为《宋硕、陆平、
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
大字报写道：“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毛泽东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
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护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
还说，北大校长陆平反对学生集会，阻止学生写大字报，这实际上是阻止唤起群众。陆平极力想把你死我活的斗争
说成学术讨论和争议，实际上是想阻挠斗争，保护反对反社会主义的黑帮。
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
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北大校园。
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法律系、化学系也纷纷贴出大字报，很短时间内，北大校园就贴出了1500多张大字报。但
其中大多是反击聂元梓等人的。
北大千余人围着聂元梓进行大辩论，聂很快招架不住，犹如丧家之犬，只好狂妄叫嚣“过几天你就会知道的，事情
没这样简单”，向人们暗示她同上面大人物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五。一六通知》公布前后，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的把持下，制定了“在北大点
火，往上搞”的方针。于是，康生就派以他的老婆曹轶欧为首的七人“调查组”坐镇北大。曹轶欧完全撇开北大党委和
北京市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他们鬼鬼祟祟，背地里搜集北大党委的黑材料，扬言要揭开盖子。曹轶欧首先找到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
一煽风点火，被陈严辞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后，又鼓动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向北大党委陆平、彭佩云等开炮。
聂元梓权欲熏心，又怀恨着陆平，于是抓住这抛头露面的机会，烧了一把火。
聂元梓贴大字报之事立即传到党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于5 月25日夜12时派人到北大，传达了
周总理的四点指示并重申贴大字报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严肃批评了聂元梓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
则。
几天后，康生探知刘少奇、周恩来连夜派人到北大，并批评了聂元梓贴大字报一事后，恼羞成怒，用他后来的话说
：“大字报贴出后，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也受到压力”。曹轶欧派人弄到了大字报的底稿。
这时，聂元梓在北大被搞得声名狼藉。有人告诉康生说，聂元梓在政治上，生活上有问题，名声太臭，当初不应让
她带头。康生露出一幅赌棍的凶相，气急败坏地说：“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为了保住这个过了河的马前卒，康生伙同陈伯达亲自出马救聂。康生背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把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
直接乘专机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以群众意愿为名，寻求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在大字报上写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堡垒从此
可以开始打破。
6 月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6 月2 日，《人民日报》将大字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
从此，北京闹得不亦乐乎。学校、机关、工厂、军队都派人到北大参观、学习，校园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据后
来统计，全国有212。4 万人到北大“串连”、“取经”，北大“经验”传遍全国各地。
清华附中一张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
正当全国各地大中学校仍在为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争论不休时，6 月2 日在清华大学附中的校园里，贴出了一张题
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充满空泛而气势不凡的“革命”词藻，号
召人们“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它的署名——“红卫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由于以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名字落款的大字报在当时还很少见。许多人便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红卫兵”三字的后
面。不到一个上午，密密麻麻的签名竟达100 多人。卜大华名列首位。
卜大华何许人也？
他当时是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稳稳当当在“老三届”的队列里。这张大字报的出笼及“红卫兵”组织的成立，
都是他们几个同学的“杰作”。
他回忆说，他们同校党委的冲突已有一段时间。导火索是1965年9 月高中各班改选班委会。校方十分关心高中二年
级的干部改选。原因是高三年级正在紧张准备大学考试，对学校中的一切活动无暇过问，全指望高二年级的协助。如果
选不好干部，会耽误全校的工作。所以，学校就在他们当中挑来选去，最后被“内定”的人全都是听话的“乖孩子”—
—不少是当过好几年的老班干部了。
这引起了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在背后嘀咕开了：
“这怎么行，事先圈定名单，能代表学生？”
“学生干部也要讲阶级路线。”
“只讲听话、只讲学习，那不成了白专道路了吗？”
“真邪乎，有的干了好几年班' 头' 了，干嘛不让大家都锻炼锻炼？”
“他们不是说让咱们学生自己决定吗？我看，干脆先来个大讨论，把班干部标准弄清楚，再选举？”
于是，卜大华、骆小海、旷涛生等人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在《接班人》墙报上贴出了小字报。
顿时，犹如投石击水，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分析、辩解、攻击、揭露、沸沸扬扬。班主任老师是个年轻人，思想很开通。他见同学们写
得有理，也就不坚持，顺水推舟表示了同意。最后新班委成立。
这事本不足以形成气候，校方却偏偏有些大惊小怪，认为对这种自发失控的选举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和警觉”。其
他班的同学听说学校的态度，顿时生出逆反心理，不但没按学校领导的意见办，反而纷纷来取经、仿效。一时间，各年
级的改选都成了“竞选”。
多年来清华附中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动荡了。从来就有追求新奇心理的青少年，好像都在这小小的校园波澜中感到
了点什么。嗅到了点什么……
正在这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这是毛主席下令，射向中国上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他们立即组织了大讨论。有的学生认为不能全盘否认“清官”，而多数人主张要看这出戏的政治背景。紧接着不久，又
开始了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
这一下，高65（1 ）班的“接班人”墙报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办预科班是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啦，什么不要死
读书追求分数啦。骆小海是个爱动脑筋又有文采的笔杆子。他的文章颇具新意，引起小读者们刮目相视。也有人说他的
观点虽然对，但态度“狂妄”、“太偏激”。
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1966年5 月，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也随着气候变热而逐渐升高。在批判“三家村”的过
程中，一部分学生很自然地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他们视为“奇谈怪论”的言论看成是所谓“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同时，从揪出“三家村”出发，批判的矛头逐渐指向了中共北京市委。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
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附中等许多学校的部分学生对此非常不满，指责校方
党委压制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不“突出政治”！学校领导方面则认为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结果双方的矛盾加剧，
在校园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许多学校发生了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