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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后，我们就能在越南见面，也许……”
于是，10人分成了3 个小组：
第一组：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
第二组：赵建军、孙智忠、李小倩；
第三组：杨湘燕、李南下、赵和平、赵奠军。
10个人分手了，带着北京的风尘、南疆的雾气，带着父母的照片和对家人的思念，带着未褪尽的少年的稚嫩和不成
熟的热情，也带着对领袖的狂热信仰和对“革命路线”的忠诚，分手了、离别了。
可赵建军、孙智忠等人的脚步声刚在国境线上响起，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后面就闪出了乌黑的枪筒。“站住！干什
么的？”两名巡逻兵把他们拦住。
“我们，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赵建军急中生智，连忙亮出了红袖章。
“我们是到边境来慰问解放军的。”孙智忠的谎话也是说来就来。
两名战士笑了。孙智忠把几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递过去。
“我们不晓得是红卫兵，闹误会罗。”一个战士操着四川口音说：“北京来的客人，当然不敢怠慢哟。”言毕，就
把他们让进了哨卡小棚子。
几乎就在同时，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也被截留在友谊关。
杨湘燕、李南下一行四人组成的第三支小分队运气最好。他们步行数公里，不想竟让越南人民军抓了“俘虏”。看
着这一个个全身军人装扮却又没有帽徽领章的越境者，他们判定是一群解放军的逃兵跑错了方向。于是，二话没说就把
他们押到了同登公安局。然后又与中国方面联系，送到中国边防站，打了防疫针，最后发了回国签证。这一路人马虽然
初战告捷，但也是“全军覆没”了。
当晚，凭祥市委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议题是怎么处置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
第二天，凭祥市委按上级决定，把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李小倩、王莒生六人“解往”南宁。准备从
那儿直接送回北京。
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心里那股窝囊劲儿了。不行，得跑，他们故意放慢了速度，他们在寻机发起
第二次行动。
机会来了：街角拐弯正是一处厕所。阳光烘烤下，臭气熏天，隔着多远就听见绿盈盈的苍蝇在四周飞鸣。走在前面
的两个姑娘像躲避瘟疫似地绕开了，押送人员也只好跟着走到街的对面。当时正值中午，土路上人来人往，尘土飞扬，
汽车一过，一片隔步不见人的白尘。赵建军连忙向武热河、孙智忠、霍绍东3 人一使眼色，立即消失在人群、尘土里。
为了造成假象，还把军用挎包放在厕所外，示意他们只是小小“方便一下”。
赵建军等人凭着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返回边境，越过国界，进入异国他乡。
在凭祥，他们可以从店铺内墙上贴、挂的胡志明像判断，那一定是越南人开的。他们以为，在越南，可以凭一句
“胡志明主席万岁”，找到同志、朋友。像在中国似的“毛主席万岁”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
他们在越南的山林里，偶尔碰到人，他们喊“胡志明万岁”，对方只表现出惊恐、迷茫，似乎不知所云。倒是中国
的人民币他们还认识，换了些吃的东西。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胡志明在越南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阮爱国”，而且越南没经过中国的土改运动、“文化大革
命”运动，山里人的阶级觉悟有限，对国家大事也不怎么关心，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南方人民正在与之浴血奋战的仍然是
骑在他们脖子上多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
赵建军等人感慨之余，更急于找到自己人。他们日夜兼程，终于找到公路，拦住一辆卡车，高喊：“巴亭，巴亭。”
巴亭是河内的一个大广场。越南人熟悉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天安门广场一样。卡车司机示意让四人上车。在
车厢里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四个人终于到达越南当时的首都河内。
这里的山形地貌、房屋样式，除了留下不多的法国洋楼和日本的小窗户厚墙壁的建筑外，与我国的广西边区并无二
致。梧桐树叶和别致的椰林装扮起来的大街小巷，看上去真有点像南宁。只是灯火管制，夜的沉寂和隐隐嗅到的硝烟味，
给人一种陌生的战争感觉。他们还看到了灯光下的巴亭广场和路旁树下的高射炮。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精神为之
一振。
在北京时，他们瞒着亲人离家出走，到了河内，他们又自然而然地去寻找亲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可河内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话四处问路，大多是面有难色、摆摆手。武热河又急了：“建军，别他
妈瞎打听了，就凭咱这几句话，恐怕连个厕所都找不到。”这句气话倒真提醒赵建军，他连忙掏出个本，撕下张纸，按
照不准确的印象画了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恰在这时，一个戴太阳帽的公务员走过来，建军连忙把纸片递过去，那人胸有成竹地点点头，示意他们跟他走。谁
想到，稍稍放宽的心，几分钟后又收紧了。当赵建军他们按照向导的指引，来到一幢米黄色的两层楼前时，立刻愣住了。
楼上飘的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错啦错啦！我们是中国人，中国……”
“中国，同志中国？”
“没错儿，是中国。”四个小伙子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
公务员歉意地笑了，又带着他们向远处一座高大的建筑物走去。那里，飘扬着五星红旗。
赵建军、武热河四人见到了朱奇文大使，讲述了几天的经历，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
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未经许可，偷越国境。大使无权自作主张，即刻向北京汇报，并于第二天向越南方面表示歉意，
几位中学生这才感到，事情不像他们设想的那么简单，有麻烦了。
两名中学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湖南老家
同样是在1967年的元月，在中国通往越南的另一个重要通道，云南省河口县，发生了下面的事件。
两名湖南的中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屡受侮辱，怀着用一腔热血表白忠诚的复杂心理，南下昆明，登上开往河口
的小火车。
火车行至河口县境内427 公里处，2 人看到河对岸野芭蕉林立，藤木缠绕，与这边橡胶林井然、稻田有序形成鲜明
对照，他们误以为对岸就是越南了。
于是，两个人溜下火车；躲进胶林，等天黑以后，游水过河，在大山里乱转了一夜，天快亮时，终于见到一处林寨。
一见到人，2 人便用刚刚学会的越语叫“胡志明主席万岁。”
对方听不懂，他们又用越语讲：“中国、越南，同志、兄弟。”
那人领他们走进一个房里。只见迎面悬挂着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画像，以及用中文书写的敬祝毛主
席万寿无疆的横幅。二人心中暗自纳闷：越南人原来也如此敬仰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几个人从外面进来。为首的一个
人头戴一顶绿军帽，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衣，下身一条短裤，光着两只大脚板。一开口，竟也是变了味的普通话：
“你们是什么人？”
原来是中国人。两位中学生便不再讲自己也不会几句的越语，用汉语与同胞交谈起来。
听说他们要去越南抗美援越，那人有些将信将疑，说：“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上级。”
两个人被带到河口县城。走在县城大街上，看到中越大桥，2 人才知道，这里的河才是界河，自己冒险夜渡的小河，
不过是自己国家领土上的一条小河，名为南溪。
县公安局电话直接打到湖南，信息传回：两个人出身黑五类家庭。
根据当时的辩证逻辑，老子反动儿混蛋，狗崽子怎么可能有报国之心。他们想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偷越国境也
不是去抗美援越，恰恰相反，一定是去投靠美帝国主义，认敌为父，甚至是要引狼入室，当汉奸。
几番批斗之后，两名中学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湖南老家。其后果不得而知。
反修的高招：拦截国际列车
“文化大革命”当中，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假想敌。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
8 月24日，红卫兵浩浩荡荡杀到苏联大使馆门口，胡同里挤满愤怒的红卫兵。就像想到狗地主剥削过农民，就能仇
恨其子、其孙一样；想到沙皇俄国欺侮我中华的历史，红卫兵对苏修的仇恨如怒火燃烧。数万名红卫兵齐声向苏联大使
发出怒吼。一番口诛笔伐之后，苏联大使馆坐落的扬威路被改名为“反修路”，附近的北京第二女子中学，改名为“反
修路中学”。
大串连开始。满腔热血、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在改街道名称、张贴大字报、大标语一系列行动之后，终于又想出了反
修的高招：拦截国际列车。
汪彬是个有男儿姓名的女孩子，参加这一行动时只有16岁，当时她是北京一所中学高一学生，正是躁动的年华。
作为军人家庭出身的汪彬，自以为根红苗正，冲上街头扫四旧，戴着红袖章斗地富反坏右，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扬
威路改为反修路的行动中都可以看见她的尚未成熟的身影。
她那时确实是很狂热地投入到那场震撼人心的运动中，毛主席在天安门8 次接见红卫兵，她也没一次拉下。她们以
为这么闹就能闹出一个最伟大的红彤彤的新世界来。
那时候，她们天天都在“策划”新举动，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66年9 月初，学校里的战友邓媛萍在一个深
夜急匆匆地找到汪彬，说在黑龙江边境将有一个新的反修活动，比改“反修路”的影响还大。参加的人数不多，要保密。
汪彬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邓媛萍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火车去哈尔滨，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