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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在发表的“登基”演说中“谦虚”地表示：“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
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
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姚文元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第三号人物。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长长的队伍开往上海外滩市府大厦。下午5 时半，长达数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
会”木牌被摘下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换上了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
王洪文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宣称：“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但是，2 月6 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只字未提！中央电台对“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
也“充耳不闻”，未予广播。
2 月7 日、8 日、9 日……日复一日，《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
这时，张、姚、王才真正发怵了。而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再度活跃起来。
上海的街头巷尾贴满了醒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相继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炮打张春桥”而濒于覆灭的“红革会”也东山再起，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 红
革会' 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被张春桥“降服”的“耿司令”立即与“大联委”的有关成员秘密商议组建“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
人民公社”相抗争
不用说，在这些日子里，张春桥一伙的神经确实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惶惶而不可终日，直到2 月12日，毛泽东才找
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俩提心吊胆地匆忙飞往北京。
谁知一去就是一星期，可怜那公社“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只好咬紧牙关，在日甚一日的“打倒”声中度日如年
……
在北京，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耳提面命：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
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在这里采纳了老将们的意见：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变成中华人民公社，那自
己不就成了中华人民公社社长了。再则，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换大使，重新承认，这多少会影响国际
关系。
自作聪明的张春桥，原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全国的“楷模”。谁知，反而
挨了毛泽东一顿不重也不轻的批评，讨了个没趣。
2 月19日，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
名称”。
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王洪文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这一回，《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使用了颇为亲切的语言：“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历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月风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
成员直接参与组织，尤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均予以了公开肯定和支持，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在一阵阵“夺权”的呼声中，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刮遍全国各地。
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
1 月14日，山西省夺权。这里面有江青的一大“功劳”。1966年底，江青发现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只有刘格平
一人未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觉得此人不错，就将他找来谈话，要他回山西去进行夺权。
刘格平心领神会，回山西后立即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并煽动各造反派联合起来，“向以卫恒、玉谦、
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
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一1 月三4 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接管原山西省委对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3 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贵州省夺权之前，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央反映了有关当地“文革”的情况，颇受' 中央文革“的青
睐。
李再含1 月下旬到北京后，江青对他面授机宜：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 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
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2 月14日，贵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东北的黑龙江省夺权进程更为迅速。1 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亲自出马，支持23个单
位的造反团体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1 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
会”。
2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社论以示祝贺。
山东省的夺权则一直受到康生等人的指使。1 月17日，原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派张子石（康生前妻生的儿子
——作者注）赴京，向康生等人汇报运动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三月19日下午，王力对张子石耳提面命：“现在的
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走。”
19日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张子石等人，“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并再三表示“坚持支持”山东、青岛的夺权。
1 月22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23个造反团体，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举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
的一切权力。
2 月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随即发表《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社论，予以肯定。
由于以上夺权，均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和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随即纷起仿行……
第十七章 大撤退 红卫兵兵退人不退
大联台 红代会会联心不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老三届”们广泛参与的红卫兵组织也经历了一番“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红卫兵内
部的分化组合也在所难免。
1967年初以后，红卫兵组织汇成的全国“大串连”热潮，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渐渐退潮。红卫兵组织最大的特点
是破坏性和盲目性。他们没有实力角逐校园外的权力之争，也没有稳定新秩序的经验。因此，从“文革”舞台的主角退
至配角地位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一社会角色的巨变，是红卫兵组织重新分化组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作奋斗目标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由于对各校党和行政领导人的态度不同，红卫兵组织被分成“造反”和“保守”两大
类组织。双方各执一词，都声称对方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自己组织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
在“一月风暴”刮起和“大串连”渐趋退潮的形势下，“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明
显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偏袒和支持，而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由于政治上的失宠而迅速瓦解。这些
“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骨干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残酷斗争。
“夺权”运动开始后，各类红卫兵组织都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做奋斗目标。早期无关大局的“造反”和“保守”
之争，此刻却变成了能否得到中央文革认可，能否获得权力，能否继续生存的大问题。所以，此时的“造反”与“保守”
之争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公开宣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的时代，“夺权”
活动大大加剧了全国各地学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各大中学校武斗事件时有发生。
1967年初春，北京中学红卫兵分化成“四。三”和“四。四”派。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加入“四。三”派的大部
分是造反派，而“四。四”派则多为在运动中时常犹疑的红卫兵和部分最早起而造反的老红卫兵、双方在“大联合”中
就权力问题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