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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造反派，而“四。四”派则多为在运动中时常犹疑的红卫兵和部分最早起而造反的老红卫兵、双方在“大联合”中
就权力问题渐渐势不两立。关键在于已掌握实权的“四。四”派不容纳“四。三”派进入权力阶层。
在北京高校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人多势众，基本上控制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其头头蒯大富也因深
得中央文革小组的赏识而成为取代聂元梓之后北京红卫兵组织新的“龙头老大”。但“井冈山兵团”也并非铁板一块，
因观点不一，“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中分化出“四。一四”派。“四。一四”派的大部分成员是属于原来的“毛泽东思
想纵队”、“八。八纵队”和“东方红纵队”红卫兵组织，并非蒯大富的“嫡系”。“四。一四”派成立后第2 天，就
强占清华校广播站，并不惜为此挑起武斗。但由于势单力薄，终于没有成功。在其后一个多月内，他们表面接受“井冈
山兵团”红卫兵总部的领导，但暗中却不时寻找着独立的机会。5 月29日，“四。一四”派红卫兵正式成立总部，宣布
与“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四项协议”作废，正式脱离其领导。受“四。一四”派红卫兵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与蒯大
富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也相继脱离“井冈山兵团”的领导，原由“井冈山兵团”一统天下的清华园，又成了诸雄纷争的
“战国时代”。
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革命委员会虽然已是大权在握，但对异己组织仍然毫不手软。1967年2 月，北大校文革以中央
文革小组名义把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100 余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
分子”。3 月3 日，北大哲学系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指责聂元梓1966年11月利用涂改
录音磁带方法，陷害“井冈山”和“红联军”红卫兵组织和其它一些问题。大字报引起一场辩论风波，以0363北京公社
为代表的一批师生坚决支持这张大字报，北大校内逐渐形成“聂派”和“反聂派”。
在校外，从1 月19日起，在聂元梓和谭厚兰分别带领下，“新北大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各自到教育部
“夺权”，拿走了部印，占据部分办公室，劫走了一批公文案卷，双方还挑起武斗。后经周恩来出面制止，两边才撤离
了教育部。
首都红卫兵“三司”内部也是混乱不堪。1967年回月21日。23日和24日，“三司”连续下达了7 个通令：宣布将
“新北大井冈山”、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开除出“三司”；将“三司”文艺部“大搞宗派活动”的刘利
吉、艾国成、陈志国开除；要求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红卫兵开除其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罪名是攻击康生、抢
夺“三司”大印长期不还。
在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大“红旗”红卫兵组织于1967年2 月4 日砸毁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农大“东方红”
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台，声称中央已批准其“夺权”。“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红卫兵也被
打成“反革命”。2 月13日，北农大“红旗”红卫兵组织又捣毁了农业部的“井冈山”和“红旗”等几大造反组织。
2 月6 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派红卫兵抄砸了对立派“东方红公社”总部，迫使“东方红公社”
宣布解散，并独揽了中央财院的一切权力。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卫兵在2 月中旬就对北京电台的夺权问题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组织展开了激烈争夺，
双方时常发生小规模武斗。2 月18、19日中央文革小组为此写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先是分裂出一部分支持“联动”的人。1967年3 月，又分裂出“井冈山整风串连
会”与总部分庭抗礼。此外，哈军工还有“六。五兵团”标榜独立。
1967年2 月12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兵团红卫兵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宣布接管重庆市的党政大权。而对立派的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一三”、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首都“三司”联络总站、
“一司”联络站、四川大学“八。二六”等红卫兵组织冲砸会场，控制了主席台和广播室，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伤几
十人。
还有一些地区的红卫兵组织走出校园，参与工人造反组织的“夺权”和武斗行动。如1967年2 月成都的“二月镇反”
事件中，四川大学的“八。一六战斗团”红卫兵就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道，冲击成都军区。武汉地区的“三
新”（即“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钢二司”（即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红卫兵组织与“武汉工
人造反总司令部”、“钢九一三”等工人组织一起，于2 月初强占《长江日报》社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
类似事件在广东、湖南、安徽、河南、内蒙古、福建、辽宁等省甚至西藏自治区都有发生。但在“夺权”和武斗事
件中，红卫兵组织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
“大联合”和“争取”工作
1967年春天，在中央严令下，各校红卫兵组织纷纷撤销自己在外地的联络站，外出“串连”的红卫兵大部陆续返校。
从6 月份开始，红卫兵组织逐渐减少了在外地、外单位的活动，而开始转入本单位以“教育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斗、
批、改”活动，此时掌握学校的权力就显得愈发重要。
经过不断的分化与组合，全国各地和北京的高校渐渐由红卫兵组织中势力较强的一派控制局势并建立了政权机构。
各校革命委员会和其它政权形式均是在红卫兵派别之间激烈的权力角逐中产生的。
4 月5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大宾为主任。
4 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谭厚兰为主任。
5 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三校的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韩爱晶、孔祥山、王德祥分别
为三校革命委员会主任。
6 月10日，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6 月28日，北京医科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
“夺权”和各派的“大联合”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夺权”之后转入“大联合”，既是毛泽东的设想，
也是当时过分紊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和大多数阶层的共同心声。
几乎在“一月风暴”的同时，《人民日报》就要求“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红旗》杂志社论认为，上海的“夺权”风暴主要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具体到各个学校，红卫兵组织被要求放弃原有的观念，将对立的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掌权”。各个学校较大的红卫
兵组织对于学校大权觊觎已久，他们希望借此机会打垮对立派别并独揽大权。
1967年1 月至2 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组织的报纸《井冈山》相继刊发了《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
权》等七篇评论。文章提出了“反托”的口号，指责与其持不同观点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和群众向“井冈山兵团”的夺权
行为，说这是右派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向左派夺权。
《井冈山顶在全国发行量较大，“七论”在社会上影响极坏，外地许多红卫兵组织都把此看成中央文革小组的下一
步行动计划。于是，许多地方的红卫兵组织内部清除“托派”之风大盛。
2 月上旬，清华园内各派红卫兵组织就“反托”问题连续召开辩论会。2 月5 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打电话给清
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7 日以后，蒯大富承认“反托”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到1967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已经掌握了北师大的权力。但是，谭厚兰仍未能将其他红卫兵
组织纳于旗下。“井冈山造反兵团”、“烽火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兵团”等红卫兵组织仍在积蓄力量
和“井冈山”红卫兵明争暗斗，以决高低。
“大联合”的趋势，促使各校掌权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了所谓争取“受蒙蔽的群众”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经验就是：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的斗争，彻底的揭发，无情的批判，不仅能保证运动的
大方向正确，而且能使受蒙蔽的人猛醒，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因此，这样的“大联合”和“争取”工作始终是与对一
些领导干部的诬陷和攻击同步进行的。
每当瓦解一个所谓的“保守”组织时，总有一些领导干部被打倒或者受到迫害。掌权红卫兵组织还利用手中的权力，
分化、瓦解较小的红卫兵组织，甚至出现了强行兼并的行为。被兼并组织的头目常常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
定为“反革命分子”移交专政机关。这些作法已成为红卫兵组织在各校实行“大联合”中的基本规律。
红卫兵组织自成立到1967年上半年，恰好是整整1 年。由于它特有的激进主义的色彩，无情的斗争行动方式和毛泽
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使它成为了“文革”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明星。
但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成员良萎不齐，狂想而少有理性，残忍而缺乏人道，在社会各界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政
治上的幼稚，使他们常常在政治人物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红卫兵组织在社会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
位逐渐降到了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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