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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逐渐降到了低点。
与此同时，由于红卫兵组织不断地分化组合，辩论武斗，参与工厂、机关、厂矿等单位的“斗争”，使全国各地的
“大联合”形势发展不快，中央文革小组非常着急。如何使红卫兵组织退回学校，稳定高校内部的秩序，成为1967年上
半年的一大问题。毛泽东也认为，高校夺权后应进入稳定局面。针对北京广播学院红卫兵组织“夺了权，又分化”的状
况指出，“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
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实际上这已是在对红卫兵组织敲起了警钟。4 月
2 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风头主义、
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会反映到革命小将的队伍中来。这并不奇怪。由于缺乏斗争
经验，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事物不善于作阶级分析，因此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一些革命者往往容易犯这样那样的错
误。革命小将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
危险”。
于是，在各方的推动和挤压下，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率先喊出“打倒' 私' 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的口号，提出了
当时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要进行两种夺权斗争：一种是夺“走资派”的权，另一种就是夺自己头脑中“私”
字的权。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要求推荐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都相继刊文推广。
这样，到9 月下旬，继原有的16所高校成立革委会之后，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11所高校也相继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
天津150 多所大中学校也相继实现了“大联合”。
但是，红卫兵组织在形式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它从此走向了真正的统一。其内部的思想和观点反而变得更为复杂
起来，尤其在一些高校和中学里，掌权红卫兵组织控制了学校，取缔、合并了较弱的组织。对立面的失去，使得红卫兵
组织一些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并暴露出来，开始造成新的分化与组合。这种分化与组合，对以后红卫兵运动的影响至关重
要。
北京大、申学校两个“红代会”的召开
到1967年上半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希望全国的秩序走向稳定。但红卫兵运动却
犹如带有强大惯性的战车滚滚向前，其表现出来的破坏性要远大于建设性，这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深为忧虑并开
始试图扭转正走向反面的红卫兵运动。
前已叙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夺权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使得一部分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个人或家庭受到了严
重的冲击。从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一下子沦落为“狗崽子”和“黑五类”的经历，把他们从单纯而盲目的狂热中解脱了
出来。“文革”以来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引起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忧虑和怀疑。于是，一些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红卫兵
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作法进行认真地思考，并在全国率先提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口号。这股来势凶猛
的“炮打”浪潮，很快遭到了无情镇压。
但“夺权”运动不断发展，给红卫兵组织带来了种种混乱。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由“文革”初期全力倚重
红卫兵组织改为依靠以工人为主体的各类，“造反派”组织。失宠的红卫兵组织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恼怒引起了中央文革
小组和毛泽东的关注和忧虑，他们希望整顿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更为有力的工具。
中共中央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要求，旨在配合全国各地夺权后建立新秩序的形势。各城市高等
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陆续成立，它是各城市红卫兵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处理红卫兵组织的日常事宜。
1967年2 月22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预下，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共同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
大会”，这标志着首都红卫兵组织三大派别即首都“一司”、“二司”和“三司”的正式联合。
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国红卫兵书》。周恩来、陈伯
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并讲话。
陈伯达在会上告诫红卫兵：“一方面要高喊我们的胜利，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不管有什么曲折，我们一
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广大群众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胜利
的方向。”再一次给红卫兵组织打气，希望他们继续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开路先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也再一次阐述了红卫兵的原则和立场：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干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
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分清敌我友，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
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紧接着，3 月25日，“首都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
等人到会祝贺。江青在大会上讲话，要求红卫兵听从号召，回校闹革命。边上课，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3 月18日，“天津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万余名红卫兵隆重集会，正式宣告“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
成立。
3 月25日至28日，南宁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宣告“南宁市大中学校红代会”诞生。
4 月10日至20日，贵州省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省统一的红卫兵名称）代表大会召开，宣布“贵州大中学
校毛泽东思想红代会”正式成立。5 月1 日，“山东省大中学校红代会”问世。
各地“红代会”的成立，从形式到组织都基本上是仿照北京红卫兵“红代会”的作法。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
东并不想让各地高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在相互对立中扰乱“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将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一只有力的拳头
打出去，就有了一支更令人生畏的“敢死队”。
但是，北京大、中学校两个“红代会”的召开，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却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联合”的向题。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后，情况也是如此。各地红卫兵组织依然各自为政，内讧不息。尤其是
江青等人为实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不断地在红卫兵组织中拨弄是非，拉一派打一派，挑起内战，从而导
致了有些地方同一城市成立了两个对立的“红代会”，各自拉起组织甚至加入工人造反队伍相互攻击。
“联合”没有形成，各自的力量却得到了壮大，从而导致各地武斗和内战的场面更加残暴、混乱。
同时，由于意见分歧返校的红卫兵们在“大联合”的名义下仍然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校内的派别又分别依附于社会
上的某一派别，社会上的派性斗争难以制止，校内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派性斗争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显然，在大民主的形式下，不从根本上抛弃“文化大革命”极“左”理论，希望以“红代会”的形式统一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一个省的红卫兵组织从而实现“大联合”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
“复课闹革命”第一步先进行军政训练
1967年2 月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要仍在进行“串连”的师生立即
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2 月4 日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中规定：“春节后各地
小学一律开学”。2 月19日，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规定：“从3 月1 日起，
中学生停止串连，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3 月7 日，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连的师生于3 月20日前返校，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
3 月19日和4 月18日，又先后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名义发出通知，宣布
停止一切“串连”活动。
所有这些文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力图控制局势和争取尽快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经过自上而下的鼓动、宣传和政治压制，各地红卫兵的“大串连”终于开始降温。各个学校组织都发出通知，要求
红卫兵返校。
大批学生返回学校使红卫兵运动从社会收缩进校园，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在社会上也趋于没落。但已惯于造反思维、
难脱狂热崇拜思想的红卫兵们，又开始在求知的校园中挥动起“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