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7年1 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但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谁是“左派”？无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信，还是中央的“支左”决定，都没有
讲明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是“左派”。这就在执行中给广大“支左”部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支了这派那派不答应，支了那派这派不答应。军队处于尴尬之中，冲击部队的现象时有发生。
1967年发生了一系列军队和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流血事件。
1 月底，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
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的城市，当时这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汽
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总共约30万人。从1967年1 月17日到1 月27日，先后有7 个“造反团”冲击了武
装部队机关，强行接管了独立团管辖的通讯总机，还夺去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子弹。
独立团指战员开始采取了克制态度。且月25日傍晚，围攻独立团的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且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
反夺枪中，双方发生枪战。5 人死亡，6 人受伤。已获武器的造反派强行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枪战，死亡2 人，伤27人。
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天，双方共死亡24人，74人受重伤。另外还有好多人被对方抓
住，施以酷刑。
在四川，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月镇反”事件。当时成都军区由于支持造反组织“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造反团体
的围攻。这些造反团体开着广播车，出动上万人冲击军区机关。成都军区只好向中央军委求救。2 月17日，中央军委给
围攻成都军区的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公开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 等激进派组织对中央军委的公开信不屑一顾。他们认为
自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成都军区是支持了保守的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不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停止冲击。成都
军区在造反派拒绝撤离军区、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派兵强行驱散门口的造反团。双方发生冲突，造反派许多人被抓，
军区也有士兵受伤。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青海省驻军为执
行这一指示，建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西宁市群众
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北京串连学生的支持下，借口一篇《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强行冲入报社造反。他们
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红色恐怖”。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青海日报》
实行军管。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对前去执行军管任务的解放军百般阻拦，使他们难以工作。“八。一八红卫战斗
队”还用暴力将军管人员驱赶出报社。
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实行强制性军管，并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这次活动由
赵永夫组织，任现场总指挥。部队开到《青海日报》后，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用扩音器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交出抢夺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造反派拒绝执行命令，并向部队开枪寻衅。
部队当即回击，双方展开枪战，双方都有死伤。
在宁夏，发生了“青铜峡”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
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
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
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
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
击了宁夏驻军机关。事态不断恶化，发生了流血冲突。
随着天气升温，全国一片混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武斗在全国城市乡村都发生了，打得难解难分。
在江苏：1967年1 月始，苏州两大派组织进行了持续3 个多月的武斗，损失财产无数，大批人员受伤。
在黑龙江：发生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六。二一”武斗，砸坏教学设备，损坏图书，折合人民币6 万元；8 月下旬，
哈尔滨市武装部在某地的军械库被抢去迫击炮6 门，机关炮5 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10余
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在四川：武并规模更大。特别是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亲自组织和策划的“武装进攻沪州”，
共调集10个县数万名武斗人员，炮火把江面映得通红。这场大战死伤者无数。
在浙江：1967年发生在肖山、富阳的大规模武斗中，双方死伤许多人。
在广西：1967年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沿铁路线架起机枪，致使铁路大动脉陷于瘫痪，造成的人
员和财产损失无以估量。
原想再横渡长江的毛泽东不想武汉局势混乱
1967年7 月20日，武汉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
1967年2 月8 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哪。武汉军区2 月18日发布
了批评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
以对这两个声明的不同态度，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的组织，5 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又拥护军队，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支持，两者互不相让。
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
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
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 月1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了武汉，为毛泽东巡视打前站。同机前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赶到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前站，一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是否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一团漆黑；二是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
群众的工作；三是想利用毛泽东巡视武汉的机会，将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式的逐步稳定。
周恩来对谢富治、王力强调：“你们不要公开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表示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
做政治思想工作”。
但就在抵达武汉的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总理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
与激进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激进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激进派骨干之
一）。“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武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
等人的汇报。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
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
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当天晚上，周恩来回京，临行前特意带陈再道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
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就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
题。”
经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
毛泽东接着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做思想工作。
但谢富治、王力却并没按主席的指示行事，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中煽风点火。当天夜里，他们就窜到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
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