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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朝歌狂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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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

    1966年8 月8 日,《十六条》公开发表。《十六条》中的第七条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第四条为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
代替的办法”。这决定不仅宣布了“右派”学生们的解放,而且更进一步给了他们革命造反的权力和武器。
    一段时间来,心情颇感压抑的中学生们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揪当权派,反工作组
没有错。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这个意思。
    被宣传工具鼓动起来,却又斗不过压在自己头上的当权派的学生们,暗中串连,商量着找党中央、毛主席去评理。
同时,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如火如荼,许多青年人羡慕之至,抱着好奇、欣喜的心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心,踏上了
去北京的征途。
    大串连的序幕就从外地学生来北京的行动中拉开了。
    他们或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在这里共同交换造反的经验;或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倾诉“革命者”受压的
“冤案”,取得传播“文革”烈火的勇气。
    8 月中旬,骄阳似火,京津公路两旁,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和庄稼一样,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打了蔫,一个个躲到树荫
下纳凉,突然,远处传来嘶哑、却颇有气势的歌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老乡们以为是解放军支农来了,可仔细一听不对,那歌声传达出的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什么的,而是口口声声要造反,要谁见阎王。
    转眼间,队伍开过来了,原来是学生队伍,只见数百名大中学生肩并肩,手挽手,脚步虽然零乱,却在疲惫中打起
精神,一拐一拐的步履中还是透露出坚定的意志。他们多数人穿的是蓝色制服。几个男学生走在参差不齐的队伍之外,
身着退色的绿军装,手舞红宝书,高声呼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数百名学生跟着齐声
高喊,随着喊声,他们顿觉精神倍增,周身热血沸腾。
    学生们不在城里闹腾,到乡下来干什么?老乡们正在迷惑不解之际,只见一辆吉普车飞速开来,距学生队伍几十米
处,戛然停车,两个人从车上跳下直奔学生队伍,双方交谈几句,忽见学生们发疯般欢呼跳跃起来,“毛主席万岁”的
口号声吓跑了田间野兔。
    原来是中央文革派人来接学生的。
    这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学生们从天津出发时,真是心潮澎湃,壮志凌云,走到半道,脚起了泡,又渴又热,有人心
里还是不免打打退堂鼓:“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中南海能让咱们进去吗?在天津闯了这么多天,连万晓塘的面还没
见着呢?”但“不去北京,在家不也是等着挨整吗?你知道嘛叫右派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北京告状,弄不准就
成了左派了”。
    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之所以敢去,就是因为听说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
造反行动。路上一聊,谁也没亲眼见到过那封信,都是听说,问来问去,最后到底听谁说的都不知道了。
    他们担心的天津市领导可能派人阻挡,但事情并没有发生,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竟会派火车来接他们,他们真是太兴
奋了,用激动万分形容远不能表达那时的心境,他们几乎都哭了。
    幸福、激动,一块石头落地的轻松,真是百感交集。当时要是让他们为毛主席,为中央文革去死,也一定会认为是
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从天津到北京120 公里,步行不过两天路程。两天之间,消息不仅传到了北京,而且惊动了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在一些人头脑中产生了某些联想之后,又及时调动火车,并在杨村恭候“革命小将”。
    真有些神秘,如果不是预谋(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说明此事是中央文革小组预谋的),怎么会不谋而合呢?

有一首老歌在此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相比之下,西安的学生们,就没有天津红卫兵那么幸运。西安虽是著名的古都,却地处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而且,
肩上悠久文化传统的担子也较其他地区重得多。校园里的学生们听到千里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多么想“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番啊。然而四面古城墙,凝固了时空,使党委工作队得以运用权力,控制局势,制止
“革命”的骚动。
    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白天要写检查、交待罪行;深夜,他们难以入睡,不知道是谁开的头,黑暗中有人愤愤地说:
“上北京,找毛主席评理去!”
    有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老歌在此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抒发了受“错误路线”压制的革命者想念毛
泽东的感情,很多人含着热泪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迷雾时想你有方向……”
    像一道亮光划过夜幕,给那些无所措手足的青年男女以光明。希望,当右派,令人恐惧的后果,使他们对《十六条
》,对“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中的某些段落感到无比亲切。他们忘了疲劳、忧虑。愤怒,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文件中有
关造反有理的词句。
    最后,他们决定:集体赴京取经、告状。
    李明光,西安第五中学学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学生。20年后,取得洋博士学位后,到广州一家公司当了总工程师。
他回忆说:“当时真是全身心的投入,从心里觉得我们是掌握真理的少数,而且相信多数群众并非不理解不支持我们,
只是受几千年' 从众''怕官' 的传统思想束缚,敢怒不敢言而已。当我们作出北上赴京的决定时,真觉得我们是在写历
史,好像感受到了当年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红军决定北上陕北时的心境。可笑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不过,那时我
们是真诚的,今天该算事业有成了,但却没有了当初那份真诚。”
    1966年8 月10日,晚饭后,李明光、张宝泉、武少敏等十几个人先后悄悄溜出学校,到火车站候车厅碰头。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机密的行动,早已被人向上汇报了,一张已经撒开的网,正有条不紊地收回。
    “各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看能买几张火车票”。张宝泉说,“钱都集中起来,由罗江保管”。
    罗江是足球队队员,体魄强健,快步如飞,而且粗中有细,深得大家信赖。此刻,他也不推辞,仔细地把众人交给
他的钱收齐,清点。李明光、张宝泉几个把罗江护在中间,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
    突然,李明光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候车厅里应该是男女老幼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在自己周围却都是20多岁的粗
壮结实的小伙子,而且都没带行李、包裹,甚至连提包也没带,一个个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比自己高明不了多少。
    李明光悄悄踢了罗江一脚,说:“不好,有情况。”罗江忙把清点了一半的钱胡乱塞到兜里。李明光说:“离开车
站,跟我往外冲。”
    但为时已晚。几个乳臭未干的小狐狸,哪里斗得过老猎手。
    十分钟之后,在旅客的一片责骂声中,李明光等人被冠以流氓、盗窃团伙的名号,抱到铁路局保卫处。
    李明光看了看表,7 点30分,一列开往郑州方向的火车轰隆隆驶出车站站台,他的心随着逐渐消失的隆隆声而消沉。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不知道,就在15分钟前,北京府右街,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西门,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了。像神话一般,
四周的人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少人下意识地用手去揉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看去,没错,是他——人民领袖毛
泽东!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群众握手。毛泽东在群众簇拥下登上接待站讲台。这一次,他没有简单
地回报簇拥的人群以“人民万岁”,而是提出要求和希望:“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次日,《人民日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和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希望。
    被关了一夜的李明光等人听到这激励人心的消息后,又从消沉中振奋起来,李明光代表同伴向大沿帽提出了强烈抗
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其实,当时他们还没有成立组织,甚至没有商量成立红卫兵的事),我们要去北京向中
央反映西安学生运动的情况,你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我们,就是压制革命,就是破坏《十六条》,就是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主席。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大沿帽下的面庞,连眉梢都没动一下,只是追问罗江:“既然钱是你的,你说是多少?”
    可怜五大三粗的罗江,此时被问得满面通红,他不敢乱说。到底是多少钱,不要说罗江,5 个人谁也不知道。因为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谁也没留心自己给了罗江多少钱。大沿帽微笑地说:“连自己有多少钱都说不清,又怎么证明这钱
不是你偷的?”
    李明光决定单刀直入,说:“别绕弯子了,民警同志。你们的行动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我没有说错吧?”
    大沿帽矢口否认。
    李明光继续问:“可他们到现在仍不敢露面,这说明了什么?他们害怕承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可是,民警同
志,你们愿意替他们背这个黑锅吗?我相信,你们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人民警察为人民嘛,刚才的广播您听到了。
毛主席去的地方,您知道是干什么工作的吗?群众接待站,专门接待被走资派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的。毛主席为什么
不到别的地方,偏偏选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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