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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并使之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济的条件下，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制有秩序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序、造反、暴力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
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在内乱中“自然结束”，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这些理论偏见，诸如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的历史局限，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能冲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
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一定要在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但他仍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局限性）。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招棋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谋略，即以乱治乱，“乱了敌人”，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和无秩序，那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究所）。
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果，是结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主动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程。但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是普通的民众，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
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一个好处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潮的内在原因，也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舆论力量。
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模式的不合理，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把中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法，可以上溯至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
这些政治要点包括：a。阶级斗争；b。 共产党一元化领导；c。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造反有理）；d。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绝对优越性；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当人们对上述政治要点产生怀疑时，他们实际上已对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构图发生了动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政策的认识论基础。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进步，很难想象会发生在６０年代或７０年代前期的某一个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人们的认识要缓慢得多。如果说邓提出的改革理论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性变革，那么这次革命也是循着“政治危机——造反——、动乱——变革”这样一条必然的逻辑线索发生的。
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动乱中遭受过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众。的确，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只能沿着历史的延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个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备受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十年的文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状态、民众极端狂热、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你面对一架测谎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但是在你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
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们融入自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远的以后。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执，自我意识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