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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后者，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
这是人类遇到的许多两难选择的又一例。解决这个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国际干预的前提下对它进行最严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实行的范围，又限定它实行的手段。
在现阶段，国际干预实行下列原则：
a。 仅当一个国家推行的国际政策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时才可以进行干预；
b。 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决策方式模型；
c。 以经济限制或援助方式诱导该国决策方式模型的演变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时刻不得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军事干预的结果不应是强加于一个国家某种决策模型，而仍是诱导这种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发展。
二、 对中国的失败的干预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由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不仅是一次失败的国际干预，而且已酿成一个笑柄，彻底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次行动根本违反了国际干预的各项原则。
北京政府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成熟和克制态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实材料和美国舆论界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北京学生界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动、支持甚至策划发动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干预的开始。如果我们把这种干预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善意性干预和帮助，那么下列各项结果却恰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国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北京事件的发生而中断， 并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不会再度起步，或根本无法在达到１９８９年已经达到的前进点。
b。 鼓吹并实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领导人被证明是犯了“错误” 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产生，政治改革派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种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经消失。
c。 国际干预所显露出的颠覆手段和干涉意识， 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刺激了执政的共产党的警觉性，而跳动闹事所形成的社会混乱又给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权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对照物，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已经成为公民公认的可行的国策。
d。 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的中国青年民主派知识分子， 从他们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现以及流亡后的表现看，他们绝不是中国中国政治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这些人的民主意识极其淡薄而叛国和反民族情绪强烈，如果北京事件演化成一场成功了的政变，中国的权力由这些青年掌握了的话，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将是世界灾难的根源。
e。 国际干预在中国失败以后，中国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困难，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 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一种自然过程， 它的发生、发展和阶段特征都有着自然的依据，外加的人为的干预或者中断这一过程或者使它异变，绝不会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2。 １９８９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是失败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尊重中国的现实，违反了国际干预的正确原则；
3。 在今后的某一时期内， 国际社会将为自己的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败了的干预付出代价。这里不仅指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停顿而不断给世界造成惊恐，而且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重大挫折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异变。谁也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
4。 在中国问题上， 国际社会仍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权力扶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最终使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意识到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最终为政治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政治改革将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会动荡）开始。这种选择也并不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的作用上，中国经济在面对世界时，更多的将遇到抵制、压迫和毁灭性的竞争。经济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预性并行存在于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西方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对中国进行切实的帮助、保护、让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种选择即继续对中国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
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误；二是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和严重的离心倾向。这不仅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且为这种干预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机会和成功都是诱惑，是干预和反干预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不间断的音符。
事实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将把这两种选择混合运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自行修正其侧重点。
三、 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开端
国际干预如果能够成为是一种善意行为，那么它的实质性意义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国际援助。干预的对象仅限于一过的政治决策方式及程序，即通过国际援助建立起一整套民主的有反馈技能的政治运作制度。根据西方社会的观点，这种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将约束该国执行和平与和解的国际政策，而且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这个流行观点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混淆了经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因果关系。
中国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在这一时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以后的几个月中邓在公开场合和秘密场合的讲话只有一个主题，及如何在共产党内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防止再度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
邓的这个愿望肯定是真诚的，因为他自己就一再成为荒谬的领袖独裁制度的受害者。
邓长期以来始终是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这种历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产党在江西省的贫瘠山区占山为王的艰苦时期。邓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过于密切而遭到从莫斯科回来的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整肃。在以后，邓一向被划入毛泽东的派系，并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以及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在毛发动的以纯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即被宣布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
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的经历。
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东山再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过去，他称邓“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碍。即使如此，这个患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了徒唤奈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恩来病逝以后， 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士你处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
2。 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资历较浅及未加入政治派别而得到毛的信任，并且成为毛与外界联系以及传达指示的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