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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不仅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有法力的绳索，也是系牢中国社会进步步伐的一条绳索。“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动都是由不学习什么著作的农民的暴动起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则极少参与或虽卷入却仍要以“天理”规范行为，于是中国的社会只好周而复始地循环徘徊。
三角结构的支撑点是“正确”。如果“正确”的含义等同于真理，那么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真理的面目是含糊的，它可以探索。哪怕是抓住了一个谬误而用一生的时间去捍卫它，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事实上真理的边界往往是不确切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人们一定要把那个“正确”搞得十分具体，界限分明不容一丝含混。这样就必须找出一个裁决正确与否的仲裁者。
这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农村的农民因家族原因和“观点”不同而分成两派，常常争辩不休。一次为一张攻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发生了争吵。一派称“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派称“毛泽东说造反有理”。争执不下时恰好有一位修电线的工人来到这个村庄。两派争相请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仲裁。最后，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这位电工的一句什么话就判了其中一派的“死刑”。
城市知识分子需要的仲裁人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权力一旦充当了仲裁者它本身就成了被激烈争夺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地造就权威和神以防止争论没有结果；而是当仲裁者的判断被歧解或本身就有歧义时发生激烈的无结果的角斗。
把“正确”庸俗化、绝对化、具体化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精髓的老庄道家哲学从来不主张对具体事物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解释判断。毛泽东先生把老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嫁接中和，提出辩证法思想，他对事物的解释也是非常洒脱浪漫的，并不提倡绝对化。
问题发生在毛把另外三个概念引入了思维认识过程以后又被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认可了。这三个概念是：
１、社会进化。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世界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先进和未来，也只有它们拥有未来，其他阶级则是“垂死的”。
２、阶级斗争。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前途、命运、成败都取决于它的阶级归属。
３、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毛是政治家，他的这套理论充满着政治智慧和实用价值，并且被一再证明是具有很强的战术功效的。当他面对这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万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当毛不费吹灰之力作完了这一切以后，他亲切地召见了刘，用意深刻地把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博士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推荐给自己的败将，这就如同把对手击倒以后又颇有职业风度地把自己的佩剑交给垂死的对手去观览。
毛在对付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时同样是成功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都忙着转变“立场”，林彪元帅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剥夺一空了。一年以后，林彪不得不凄惶地逃亡并丧身于蒙古的沙漠，从而以自己的死亡证实了毛对他的“立场”的判断，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预言：“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降临，林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泽东本人。但是当真地要实施这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的计划时，林立果及其武装小组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想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未获解决，起义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了笔记本上。
如果有谁试图真正控制中国的权力，那么他完全不必计较或争取政府的职位，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确立自己的仲裁者地位，而夺得这个地位完全不需要法律的或党的程序。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种政治的最大弊端。民众和官吏所能做的，是企盼这位仲裁者不发生昏乱。
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思想框架不仅在十年中运动了几亿中国公众，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是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了。不仅老一代知识分子将继续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去参与社会生活，即便是新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这种思想遗传，尽管他们早已对毛的思想感到陌生了，而且在观念上也混杂或改造了是非标准。
我们很难确定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危险。他们不能忍受一个神的存在，但是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将使他们在否认这个神以后推出更多的神。多神不是平衡而是分裂，因为这些新崛起或被拉来当替代品的神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它们的内涵都是非常可疑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或布什总统或撒切尔夫人都被拥戴为他们相信的仲裁人或是非标准时，这个国家不是分裂就是再过一次１９５７年。
神是多姿多彩的。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以绝食的方式与政府对抗。他们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坚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每一位回答记者提问的年轻人都能托举出这样一些“标准”去证实自己的正义性。有着中亚民族血统的学生领袖吾尔开西说：“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所有学生都是爱国的！”漂亮的柴玲小姐对政府的抱怨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有什么错？”而他的未婚夫则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
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却热衷于搞政治，这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悲剧，也是柴玲这一些人的错误。他们用以作为标准的那些概念，都可以按照逻辑推演成谬误，而他们却把它们当成了仲裁者。爱国不等于说不误国乱国，当时的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都是爱国者。追求民主和自由不等于能得到它们。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满腔热情地追求民主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极端的专制与恐怖。而民众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运动走向反动，把运动的领导人推向泥沼，有经验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为群众的意识热情所左右的。毛泽东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打倒刘少奇的。当然，中国的民众还真诚地支持过林彪元帅，那种真诚和狂热，如同更早年代里日尔曼民族支持希特勒一样。这些都算不上民族的羞辱，因为民族也是逐渐才成熟的。
开展政治运动必须追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必要环节的充分运动和完备。
文化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区别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纯洁政权和保卫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作战的，那么这个目标只是毛及其夫人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与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方公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心政治及不懂得政治都感到十分诧异。
美国人是以不关心政治为民族的显著特征的，但是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每四年一届总统选举时，美国公众投票是绝不顾及政治家的利益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决定取舍。个人利益常常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民众这个范围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无可非议的，其社会状况甚至还呈现出某种严重的病态，但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思维方式却是基本健康的。这就保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轨道不致因某一政客的堕落和判断错误而出现严重的偏失。
为了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管理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且文化与经济发展都相当落后的国家，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促使它的民众更多地去关注经济利益（首先使个人经济收入及生活质量改善）而不那么七嘴八舌地去参与政治。但是中共多年来所采用的方法似乎正与此相反。他们一方面拼命唤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又搞政治的神秘化，使公众产生参与的焦渴心理。这是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也常常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因为这会造成一般公众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来，使人们的政治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政治利益。这样，公众必然用极端挑剔的目光盯着政府，当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愚弄感觉并盲目地汇聚成冲动的力量去攻击政府及破坏秩序。这时的政府不仅动辄得咎，而且对付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也大为降低，一个官员的一次丑行就会引起整个政府大厦的倒闭。当美国公众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太骄傲太崇拜时，他们就经不起诸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杂碎”的冲击。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使社会风潮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场而就职，一个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浮、狂燥、固执、愚莽，自我毁弃。
三、 西单墙——一个政治反对派别的产生
西单墙是位于北京市繁华商业街西单大街东南侧的一堵长约２００米的灰色砖墙。 这堵灰墙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并通过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