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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单墙——一个政治反对派别的产生
西单墙是位于北京市繁华商业街西单大街东南侧的一堵长约２００米的灰色砖墙。 这堵灰墙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并通过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连通，两处相距约两公里。
西单墙在文化革命中是北京无数个大字报自由张贴处之一，毫无独特之处。值得一体的仅有一点，在１９６６年即将结束时，清华大学的一些具有赌博意识的学生冒险冲破禁令， 在这堵墙及长安街的另几个地点公开张贴了“打倒刘少奇” 和“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中共党内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第一次向社会作公开披露。据一些回忆文章说，当时站在西单墙前围观的人有数万之多，长安街及西单路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深夜以后，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将这两条标语撕掉了，有少数学生试图阻止，发生了并不激烈的争辩。天明时，仍有不少老年工薪人员和蓝领工人站在灰墙前，发呆、落泪。
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毛夫人江青女士及她另外三位男性同事的被捕为标志的。这之后北京的大字报又掀起过一次热潮，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清除“四人帮”的标语和口号，但很快就沉寂下去了。
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中国各地都有不少人要求具体解决他们在文革中遭受打击和陷害的冤假错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尚未来得及研究具体政策问题，地方政府手中没有如何处理这些积案旧案的依据；再加上地方实权人物大多是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积极平反文革错案，所以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从各省汇聚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直接过问自己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和要求，中央政府当时能做到的仅仅是安慰，劝告他们要相信中央，要有耐心。按中央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提法，是“积重难返”。
上访告状的人于是急不可耐地求助社会舆论。而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为一可以借助的传播媒介只有大字报这一种形式。于是，从１９７７年盛夏开始，北京的大字报的数量又悄悄地增多起来。质量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几乎篇篇都是以血泪事实来控告“四人帮”的罪行。写大字报，除了借助舆论力量争取自己的问题尽快获得解决这个目的外，还有一个发泄自己的内心愤怒的心理需求。这恰好是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两个重要关系。不幸的是，大字报作为媒体不仅简陋、低效，而且极容易偏激、史实，极端化的自由传播而不能加以导引、选择、控制、回馈。
１９７７年夏季西单墙就成了这类大字报的集中地。这是自发形成的，究其原因，最主要及最初的原因是这堵墙的位置和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使这些大字报能充分地发挥传媒作用。但是，当大字报一旦有了它的集中张贴处以后，它立即就具有了集群性扩散和效应放大的特点。它的传播功效和缺陷同时得到放大，立即就是这种原始媒体不堪重负，并引出了下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
围观的人很多。在整个秋冬两季西单灰墙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许多外地游客一下火车就直奔这堵墙而来，北京市民尤其是高校中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一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拥戴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运动的中坚骨干，又在以后成了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风头人物。
对西但灰墙上的大字报在以后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另外两类人员。一是外国通讯社的驻北京记者；一是政府派出的便衣警察。
外国记者一般都知道中国政府当局对他们的戒备态度，但他们或是不愿守规矩或是抵挡不住这堵灰墙对他们的诱惑。他们不仅把这堵墙当成了搜寻新闻资料的圣地，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企图在人群中接触持异端政见的青年人和采访大字报张贴者。在当时的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接触是一个敏感而又犯忌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些怒气冲天的申诉上访者忽发奇想地想把自己的冤屈捅到国际上去，他们不怕甚至还希望外国人给他们的大字报拍照。
政府的一般看法是外国人中多数是不怀好意者。西单灰墙是中国过去十年一切丑行和黑暗的最集中的暴露点，外国人频繁在此出没拍照，这是令人尴尬的。
警察着便装来到灰墙下，说明政府既不愿放松控制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程度的控制措施。市长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也是指派警察充当同样角色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警察们在那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远不是光彩的，他们记下的黑名单后来成了江青女士下令大搜捕的主要依据（当然，积极追捕那些被称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的青年斗士的人还是北京政府及其属下的警察）。
警察的出现既令围观大字报的公众惊慌又令他们感到气愤。这是肯定有一种直接的联想，由警察联想到四人帮推行的恐怖政策和思想禁锢，这种恐惧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的感受。大字报的内容后来由一般的伸冤诉屈迅速向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向转变，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警察，但是公众与政府和权威对抗的情绪总是要借助什么中介物表现出来。
据德国一位记者报道，他目睹了灰墙下公众与一位便衣警察的冲突。那位警察不够谨慎，他只是更换了上装，而且还骑来了一辆有公安局拍照的自行车。几位青年人围住警察要求他交出记录下的“黑名单”，被警察拒绝了。更多的市民则站在远处发出一种怪叫声。据那位德国记者观察，警察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孤立。
这件小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由文化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公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和新人执政而消除。这种情绪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和拥戴邓小平而爆发过一次，但是这仅仅是借助的一个中介，它不会因为目的达到（邓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时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目的，而只有对立物。公正地说，这种对立情绪是四人帮专制政策的一个必然的果实，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黑色遗产，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承受下来并设法消化它。但这并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个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错案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纠正；而清除民众中的对抗情绪和强烈的不信任感却要用更长的事件。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这种潜伏在民众意识和心理上的情绪可能借助爆发出来的中介物简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预设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赛的胜利或失败、物价调整及伴随而来的谣言、对日本贸易的不平衡及诱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到最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这种情绪曾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文化革命的后遗问题和造成的痛苦大约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痛苦既是民众的，更是政府的。
因为政府始终是这种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的针对物，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情绪为依据去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就犯了一个“立场”的错误。情绪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但许多有经验的严谨认真的西方政治家们，却错把这种情绪当成了中国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情绪冲垮权威和秩序，那么中国将又进入一个大破坏的年代。
中国政府似乎对这种情绪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充分的理解。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这种愤怒是西方挑唆的结果，是“亡我之心不死”，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确对中国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间行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情绪的缘始并不是西方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它是文化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国自己的历史。
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社会的这一个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时，我们才能比较超脱地站在高处看清楚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抗和冲突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当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压制和愚弄，他们的愤怒是不会通过华国峰的一次政变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将因为它的软弱无助而丧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纠缠于过去的情结而无法解脱，这个民族将给世界一个愚昧、固执、不理智的印象。
西单灰墙上的各类大字报在１９７７年底达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不同，西单墙的大字报从未遇到过反驳或批评的情况，往往是互相鼓励、同情、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激愤的氛围，使大字报的内容迅速转向政治方面。
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贵州一位署名“钟鸣”的小学教师之手。钟在一份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发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
钟鸣继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涤西之后，又一次把攻击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钟的大字报迅速得到响应。在这份大字报的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满了支持的口号，另外几份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继贴到了墙上。
很难评价钟鸣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提问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个错误。很明显，文革动乱刚刚评定下来，掀起这样一场从根子上动手的论争无疑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