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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没有一次风潮不把制度扯进去，对政府失误的批判也总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算账。现在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发制度的阴暗和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改革绩效相比较，中国的这一代青年职业政治家则显得非常固执和浅薄。
另一类政治性更强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在西单墙上。这些文章则是充分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即社会公众和舆论对中央政府最高层次领导人选进行积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难判断究竟是高层人事变动被泄露了还是公众舆论真的起了作用。
西方记者们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一致认定有一条秘密信息渠道勾联着某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和西单那堵肮脏不堪的灰色砖墙。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弟游荡于这堵墙之下，似乎也在佐证这这种猜测（高干子弟是中国是政治活动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闻向社会散布，不仅使江名誉扫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邓小平的声望。据许多专家分析，清明节事件的策动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团）。
西单墙在１９７７年春天开始大量出现呼吁邓小平再度出山的标语，以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启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最高决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军各机关也随着开始启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
被西但强烈如要求中央罢免弃用的干部黑名单的前两名是华国锋总理最倚重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中央警卫部队司令汪东兴。华国锋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国民众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泽东的新神，在这个时候西单墙开始攻击他的政治盟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舆论的成熟和准确。
吴德在以年前的清明节事件中屈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压力而出头扮演了镇压群众的总指挥的角色，一般公众对他深怀不满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东兴列入黑名单则显得蹊跷。汪主持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汪将军在华国峰和叶剑英对四人帮发难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没有警卫部队的支持，逮捕四人帮绝无可能。但是，西单墙的一批文章还是直呼其名地强烈要求他下台。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利用来引起公众对汪的愤怒，西单墙不得不使用了中国自由大字报以来就有的传统兵器：谩骂和造谣。
中国知识分子在骂人时也极富形象性。仅仅一个“宦官”的恶名加之于汪的头上就足以唤起公众的丰富想象力从而把这名政治局委员的公众形象和政治威信彻底败坏掉。
散布的谣言则是漏洞百出不经推敲的，但是社会公众中被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对抗权威心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墙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则丑闻：汪正在中共中央驻地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宫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该地下宫殿的名称是“逍遥楼”（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现的意义去理解，这个名称是颓废的；而按照中国社会风俗的意义去理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
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思想（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这一思想）。在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对邓本人表示了轻蔑。他说，邓小平的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汪的这番话说过不久，西单强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攻击。中国政治公开到这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
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和利用西单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无论这些大字报在呼吁邓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对吴德、汪东兴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舆论的作用，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任由人们去不负责任的谩骂和诋毁，不管这位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结构脆弱的表现。
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给予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选择中大约会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品性格决定取舍，他们喜欢忠厚得近于木讷的华国峰。所以任由他们以西单墙的形式对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说长道短评头品足，那么仅仅一个“两个凡是”的问题恐怕要辩论几十年，那么改革还怎么起步呢？
如果政治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言论自由就更无意义。假设西单墙上的一切言论和要求都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仅受直感、情绪、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将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的。从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单墙，中国民众的“自由言论”什么时候没有被人利用呢？
自由言论权力的获得仍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进步相联系，这种进步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独立。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开始，第一篇攻击“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为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了开山炮。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至徐在２０年以后写文章提及此事时，仍怨愤不已。
政治不独立，道德上也很难守节，自己的嘴巴和笔杆都是别人的。以这种状态还要积极投身政治，不是十分悲哀吗？
吴德的继任者于１９７８年冬下令封闭了西单墙。这堵墙在更以后的不久被推到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市政府为大字报开设了另一处场所——月坛公园。不过，在月坛公园专设的大字报张贴处发表自己的文章，必须先向秘密警察交验自己的身份证件。于是，这个张贴处完全等于虚设。
北京市封闭西单墙的动机不得而知，公开的理由是不负责任及易被利用等等，这也的确是实情。封闭西单墙遭到了西方记者和许多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又一例证。然而孰是孰非，只有请出上帝本人来仲裁了。
西单墙的另一重要产品是秘密的政治团体的组成。人们去西单不仅是为了看大字报，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北京西郊骑自行车到西单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政治氛围”。互相影响，秘密串联，许多青年民主派人士就是利用这个场所结识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据法国一位记者估计，到１９７８年春季，仅北京市就大约有了２０多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相当松散，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却都是一致的，即怀疑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
如果按照这些团体的成员组成成分来分析，秘密政治团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外地来京城上访诉冤的人员组成的。当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贴上西单墙以后，伸冤诉屈的血泪文章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之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被迫焦急无奈地等待过程中，人们自发产生的互助互励倾向，而同为无家可归者自然会使得这些告御状者产生群体意识和结群欲念。
这种上访者团体的特点是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核心成员。其成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政治态度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有人是真心拥护共产党而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则是真心反对共产党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团体中的三种成员。一是文化革命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战中的失意者。这些人既有政治经验又有政治野心，它们唯一希望的是社会的混乱，以便改善自己的处境。因而他们常常充当谣言制造者和热心传播者的角色。他们虽然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但是中共对付他们并不困难。这些人后来多数被所在单位定为“三种人”，这等于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
另一类成员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