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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胡在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力倡思想解放，疾呼要为文化和思想的活跃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倾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这虽然使他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政敌，但在自由奔放的大中学生心目中他却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开明政治的保障者。
３．胡在担任中共纪律委员会书记期间及以后，曾热情地呼吁坚决清除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他极其严厉地对其中一两起最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公开查处。在社会中造成轰动影响的是发生在杭州的“两熊案件”和发生在上海的“两公子案件”。这两起案件的共同之处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权势欺凌和奸淫普通民家少女。胡耀邦和社会公众一样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党的报纸对此类案件公开披露并予以追踪报道，以显示党的清除腐败的决心和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革后重新复出并执掌重权的老干部们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但却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支持。
当然，胡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把社会现实的阶层矛盾，即干部和权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于众。这样做的结果是诱发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另一说法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得罪了老干部。但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矛盾面前，胡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
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接力要维持的团结稳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后的愤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又危害到社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反对者。
１９８９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经济改革与旧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对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这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然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未收益而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但是在危急时刻军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
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品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普遍发生，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
如果这是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对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年秋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顾及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愤怒情绪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
不满和埋怨是社会的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经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
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由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燥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明显特征。
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理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绪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
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们既没有脱离开这类运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
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青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使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当中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自杀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国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阴谋色彩。
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主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奴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目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的、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
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协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而它的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是争取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症候为：
１．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现出明确的趋群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狭和局限，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民主运动均不具有民主性质。
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合固执性造成了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得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地自主地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
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才不至于兑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目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１９５７年的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论彻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发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亿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四章 中国的干部问题
内容提要：第五个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纳税人观念和雇员意识。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可以作为权力异化的条件。
像官僚主义开战。毛泽东死不瞑目。
含泪的妥协，是为了政权的稳定。
监督权也是一种权力。幻觉，监督权可以不遭受污染。
把希望寄托于民主，就等于把女儿嫁给了魔鬼。
法律，保留孔眼是为了不使它成为绳索，于是它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一张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