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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经济开发热潮不仅刺激了对资金的渴求，而且为资金迅速获得高额利润造成了数不清的机会。国家的宏观控制措施是银行能够提供的贷款数额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机会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于是，经济开发的热衷者们开始转向民间渠道去筹集资金，而民间资金也恰好正在寻求出路，供需双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民间投资财团。
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民间投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民有资金时既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又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凶狠而不预留后路。它们以高出国家银行一倍至两倍的利率无限量地吸引零散资金，并立即把这笔资金投入赌戏中。风险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内即获厚礼的地产投机是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赌博游戏。
很多迹象表明，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诱惑在这场资金外流的风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原则上一切集资活动必须由银行批准或提供担保。在过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银行机构的利益独立化和合法化，这就为叛卖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联合反叛，参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企业及部分民众。国家银行资金大量外流，私人资本却在投机和哄抬中成倍增长。这个过程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已经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或这种反叛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过程。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掀起的地产投资热潮中，已经有数额巨大的台湾资本卷入了进来，在台湾本岛已经形成一股对大陆地产投资热，台资登陆的范围已不限于沿海的几处滩头阵地，中西部多处都插上了台湾资金的旗帜。冠冕堂皇的口号是爱国与合作，实质内容确实赢利赚钱。如果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台资壮大而告终（概率极大，凭其资本的雄厚和经验的丰富，大陆资本绝少取胜的机会），那么这一过程将涂上可笑的政治色彩。台湾的一位新闻界人士面对着台资登陆曾调侃地说：大陆已经光复！
国家政府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难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开展对资金的争夺，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相对降低，由此而发生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业以维持社会稳定、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等一系列目标肯定会落空。然而以通货膨胀或增大财政赤字、印制纸钞的办法市民有资金发生事实上的贬损，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张胆地掳掠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叛。仅仅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抢购大风潮、物价狂涨大风潮和随后必然引发的政治抗议大风潮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崩溃。类似的过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运行过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这个可怕的过程了。
西方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这样不仅可以使地产投机和债券投机等泡沫经济的有害之火自然熄灭，而且可以减缓物价上扬速度，是社会安定程度加强。更重要的好处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等同于社会变革速度的减缓，这样可以赢得一段缓冲时间，使民众的心理意识得以从容地适应和转变。
这个建议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国政府仍难以接受。在主观上他们似乎非常忌讳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过“热”的情况，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在指导上发生了错误。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目前也难以承受低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速度一旦减缓就会形成连锁性反应，市场、生产、财政收入、企业亏损、债务以及对外资的吸引等问题都将无从解决。仍然是那个基本估计，这个国家已跨上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它决心忍受一切牺牲和困难在车子上坚持住，当车子到达终点时，人们盼望着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良性循环将从终点站开始进行。
李鹏总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之后曾对国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合作与和解的口号：勒紧裤带。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全民动员方式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在一列奔驰的快车上坚持住不被甩下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牺牲。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企盼中的终点站将难以到达。
由此我们想到了共产党的另两件传统武器：思想说服工作和权力。
如果思想说服工作不被滥用为思想恐怖，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中共干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劝导并服从全局利益的。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结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这种教育常常不能自圆其说，随风转向并带有不加掩饰的压迫震慑色彩而在民众中引起了心理上的厌恶感。加之干部中的一些人作风腐败，已经很难以身教人。但是无论如何，思想说服这种社会工作方法是可用而且必须要使用的。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国性大饥馑和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说服全社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的。那个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暴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在面对民众时，他们必须做到诚实。诚实，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民众。虚假的乐观就是欺骗，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许再一次蒙骗民众。
当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分化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制度，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议员来确定自己对政策的选择。即使如此，政府近凭良知也应该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众的。
无论是否承认社会分化或阶级分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企业的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们的生产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至类似逃税或提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较量， 而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 李鹏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双紧方针”，财政与信贷大规模紧缩是对市场的一次良性压迫。在增强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良性调整，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采用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能耗和产品成本。只有企业在这种良性压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术更新。以产品的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紧缩了的市场参加竞争时，企业的利益才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鹏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业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疯狂，１９８９年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业强行进入无资金无市场生产引致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企业为进行非法竞争采用仿制滥造手段引致全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非法竞争只要能够赢利就具有了导向作用，一批循规蹈矩的企业主管人员因“无能”或无胆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业职工弃用。李鹏的两年经济调整期没有引发全国性企业技术意识增强和技术革新热潮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避免另一次无奈的调整期的到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企业即它们的代理人——地方观念浓厚的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运作过程也许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下， 决策圈子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争论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松动”却是悄悄地发生了。
中央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向不应是针对民众或银行的出纳台，它必须首先用权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权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地方的制约更简练有效，因为它可以仅凭结果而不必寻找证据就对干部予以处置。当一个地区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认定“行贿”是合法行为时，法律尤其显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