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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伤及信仰本身。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峰就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是确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的１０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这些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的错误。平反的材料完全一边倒，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这个“新社会”受到迫害和打击，而毛不仅是在认识上陷入了错误，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损伤，毛与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决策原则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许多内幕材料被披露出来。要命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词，他们把自己涂抹得无辜又无邪，忠贞而又善良，但他们受到了毛本人或共产党的打击。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讲清真实，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舆论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在８０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试图为历史作辩护的言论都受到舆论的抨击，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拿着一顶顶“保守派”的帽子给人乱扣。从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脚来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国知识界的不成熟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毛泽东个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损本不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形象本身也欠真实，沾染有过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寄托着一种人民已经接受了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它的任何损伤都是对社会信仰的瓦解和动摇。
毛泽东不同于中共历史上的陈独秀和王明。后两个人的错误也导致过中共大批党员改变信仰，但中共最坚强的一小部分人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因为陈独秀和王明并不能代表共产党强硬派（毛和邓都是这一派别的骨干分子）所坚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们的错误丝毫不能说明这种思想必然要破灭。换一个说法就是，陈独秀、王明以及一共十个反党宗派首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或叛卖、或逃亡、或犯下左的右的错误，都与革命的主线无涉。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按照这条主线的指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条主线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遥远的、文不对题的、欧化的，这个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的形象受到损害时，这条主线也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从现在看，这或许是中国在摆脱文革走入改革进程的过程中付出的最大牺牲。因为这条主县（它是一条能够延续的生长中的线索）的另一个名称是：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当这条主线的某一段落变得模糊难辨以后，中国人向前继续迈进时将方向不清，道路不明，犯下更多的错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清楚的。中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或日本、欧美走过的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贫穷、文盲众多的国度，它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延长线走下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如果说不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必要的否定中国就无法迈出下一步，那么仍有必要对这种牺牲或痛苦的副产品做出限制，使它不至于产生波及面太大的灾难性后果。进行这种限制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及时塑造新的偶像以代替毛泽东的位置。
从原则上看这或许是愚昧的，是反现代文明的，但是从实践看，这样做对于中国却是绝对必要的。中国的明天是走向现代文明，然而它的今天并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必备条件，它必须首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否则它就永远也没有了明天。明天或许是孩子们各自独立生活，但是今天他们必须服从家长的管教，否则他们无法安全地长大。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指手划脚地加以指导，这是可笑的。因为它们在达到比较高度的文明之前也走过一段愚昧、野蛮的道路。愚昧、野蛮是文明和进步的基础和手段，这是世界历史所讲述的一个浅显道理。
中国的现实需要一尊新偶像。但是它似乎错过了这个机会。
邓小平坚决拒绝出演这个历史赋予他的新角色。他公开说出来的理由是反对现代迷信，他认为领袖个人迷信给党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是巨大的。邓小平就曾深受其害，他先后两次被无端地逐出中南海，都是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决定了，邓甚至没有申辩的机会。
邓厌弃新的造神运动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与华国峰的交恶。华热衷于接受民众和干部们的阿谀恭颂，使邓终于忍无可忍，他本来是有可能迁就华的无能，允许他继续担任一个名誉性虚衔的。
邓大声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比较可靠的民主决策制度。他推举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但很快又取消了党的这一重要职位，令胡改任新设的总书记职位。这个职位的含义仅是一个会议班子的召集者而已。
无论是对于胡耀邦还是对于胡之后的赵紫阳，邓小平从未给予过公开的个人赞颂，没有过人为地为其树立威望的举动，这不能解释为他对这两位年轻者的不信任，而是他避免为党选择一个个人色彩太强烈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人很容易被捧到一个不适当的高位，形成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局面。但是，邓在１９８９年彻底引退之前，他为党的另一为总书记江泽民格外加上了一个突出的头衔——集体领导的“核心”。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领袖、权威以及树立必要的个人威信的问题上，邓是否在认识上曾陷入了一个误区以后又有所觉悟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变化发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后，这个事件肯定会给邓某些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位英国记者在北京事件发生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面绣着“国务院监察部”大字的深紫色旗帜的后面，缓缓地走着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这些纪律的检查维护这也公开地违反了纪律，向自己的领袖们进行抗议。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当这个国家失去权威以后，一切似乎都乱套了。
邓小平如果接受他的一些同志的建议，建立起个人的更大的权威，那么他的劝诫和忠告是否可以使公众不至于陷入迷狂呢？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场悲剧呢？当然，这也是无法做出准确结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能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这是人类生活的又一个真理，只是在有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和秩序，因为秩序是半自觉半畏服的产物。
中共的另一个判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党坚持认为，在文化革命的疯狂和混乱中，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没有崩溃，生产之所以没有完全停顿，是因为有了党的存在。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整整两年里中共在组织上已经完全瘫痪了，也没有地下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而恰恰就在这两年中社会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达到了最热烈最疯狂的程度。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力量，肯定是信仰而不是组织。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情是贫穷和落后，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众的信仰方式不可能是高度文明的理智行为，它肯定带有“落后”的色彩，即迷信的色彩。当这种“迷信”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妥协比斗争更明智。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明的领导者和所有知识分子都渴望在这个国度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如此。他们聪明地看到了真正的智慧和高明的哲学是从争论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天真地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要条件的。事实上，社会真正处于这种局面之前必须做出重大牺牲。首先牺牲的就是共同信仰，继之则是权威和秩序。春秋战国，战争持续了８００年，儒道墨兵农法各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和容忍这种局面吗？
毛泽东以他的浪漫和勇敢，在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６年曾亲手作过两次试验。第一次或被点燃以后立即就烧向了共产党和他自己，他不得不迅速扑灭了它。而第二次，他连扑灭火的力量都没有了。
在信仰问题上，社会从来不会留下空白。所谓信仰危机在实质上是主体信仰受到挑战。中国的实际情况时，一旦允许对信仰和权威发起怀疑，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