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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难办的是，从表面现象看，在对抗中占理的一方并不是政府官员们。因为当社会公众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要求和评断各级公职人员的素质时，他们可以从中剔选出许多观念和行为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生活作风、效率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袒护同僚甚至有个别的以权谋私行为。剔选的过程有时伴有举证，有时仅为单纯性的厌恶，无论有无举证，都能形成舆论。
这是一次非常容易卷入错误的机会。迎合舆论，迁就民意，是错误的开始。公职人员和干部队伍应该逐步更新观念，并通过内在机制匡正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但不是动手术般地割除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此时，“无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职人员处于“被告”或“被挑剔”的地位所造成的，并非整体的堕落不堪用。另外，干部队伍在观念上适当落后是一种保障社会安全的正常现象，对此亦应有正确理解。
政府公职人员从整体上体现着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因而也代表了全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队伍本身不能获得安定，那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反过来就要对社会的安全发起挑战。因此，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刻设法保持基本干部队伍的稳定，与他们对话，并在权衡利弊之后对他们中的某些“把柄”采取姑息性的既往不咎的政策。而在变迁结束政权稳定之后，政策可以相应严厉一些。南韩、台湾等亚洲准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过渡期。
4。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愿意声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因为改变政策往往是务实精神的体现。中国是个例外，它的政府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或许这是某种原则精神或尊严感的体现。
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是层出不穷的，政府作为解决矛盾的对应措施，只能不断更新和调整，自己否定自己，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不必算数，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有些政策在推行时是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做出承诺的，这是为了使社会放心地接受并执行它，例如中国在改革初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几十年不变的政府承诺农民将不敢在承包地块上作资金投入。当着类政策没有与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政策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惯常定式，它也会自然延续。
另一类政策则要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改革初期制订的“反投机倒把条例”中的许多条款是违背商品流通规则的，现在早已因其不适宜而废弃不用了。进行这类调整时就不必承认“错误”，因为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变动各项政策，就如同驾车者要随时扭动方向盘一样，哪一次的向左或向右都是正确的，因为车子在向前走着。
有些政策的变动引起摆幅过大或缺乏论证会使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形成失望感，这会成为一些人与政府拉开距离的心理原因。例如在邓南巡之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相继制定了鼓励在职职工进行第二职业的政策。此项措施的用以无非是希望职工多一条增加现金收入、对抗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出路，减缓因分配不公诱发的社会矛盾；但同时也是职业道德发生堕落的一个合法原因，弊端许多，绝非良策。
类似的一些在头脑热胀时推出的政府决策大多将以个别人承受指责而被政府废弃。
5。 善意的宣传诱导。
对于政府来说，宣传的唯一指导方针就是公正地尊重事实。舍此之外，任何其他动因的宣传都应归入“误导”之列。中共在北京事件中已深切体验到了误导宣传的巨大威胁，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相当一部分宣传一直在起误导作用。
对于改革或政府执政的成绩进行宣传从来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似乎难以提高民众士气与信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民众一般只对自己能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成果铭记于心，而对官方喉舌的宣传并不刻意去体验。因此，官方的热情宣传自己只剩下两个副作用，或误导民众产生过高的期望值，或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况且，中共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过去曾受过很大的损伤，宣传效应已经下降，加大宣传量或增强宣传力度只能向反方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对“大跃进”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对“大好形势”的宣传，文革中对“伟大成果”的宣传，虽已被彻底否定，但民众心理上极自然地会把同一宣传机构的这些杰作同现在的宣传联系起来，从而排斥现在宣传的真实性。
中共执政４０多年来对民众最大的一个误导是劝说民众相信“奇迹”。它在推动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诉民众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最终都没有产生奇迹。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未能够接受宣传上的这一系列教训，它现在又在宣传“改革会创造奇迹”的思想。改革不会创造奇迹，它只会指引社会走上艰难的但会得到正面成果的道路；相反，奇迹思想却会危害改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全部源于对奇迹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华国峰的“洋跃进”，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对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开发热潮等等，均属于政府缺乏成熟的表现。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决策者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或没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简单化框框。只不过，‘革命’在这里换成另一个说法——‘改革’了”。
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和解，将北京街头设路障和放火阻止军队进城的“暴徒”宣传为大多是有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一般市民开脱肯定是善意的，但这不是事实，无益与市民的自我检讨，也使世界舆论对北京政府的宣传产生不信任感。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事件结束一个月后，北京市五个城区共收审“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罪前科案底的仅有１９０人，（指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两劳”人员──译者注），占总数的７．３７％。这个数字和比例虽比这类人员在同龄市民中的自然比例为高，但在“暴徒”总数中却还是“极少数”。在宣传中夸大这类社会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不利于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总结。这个材料之所以能够披露出来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宣传倾向激怒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主管监狱和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该部门的主管官员魏相如（音）不满地说：事件中闹事的前罪犯仅占五年来放回社会的同类人员的１．０８％，说明挽救前罪犯的社会工作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当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半官方喉舌披露出来，这是中国宣传政策发生松动的一个例证。宣传上允许讲不同的事实，是保证宣传的公正性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船抵进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吧，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国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引起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
向富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对自己的民族迟一种正确的态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而不适当地夸耀自己的进步，误导民众产生狂妄情绪和民族优越感，则应视为宣传的失败。
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富裕和强大的程度，与周边国家相比较，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常规海外作战能力（指军事力量——译者注）都是很低的，但是它正在通过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如果它的国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狭激烈的民族情绪，那么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就已经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它在自己继续进步的过程中将遭遇到强烈阻遏和预防性限制，这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经济进步盈余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的最重要的经验和体会。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卓有建树的领导人，那么毛泽东远比邓小平幸运得多，他是在一个宽广无比的历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挥洒着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计、修改设计初稿，在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个性的色彩。而邓却没有这种条件，在他当政时，历史已经把中国逼入了一条狭长起伏的险路，他只能引领着自己的党和国人亦步亦趋地沿着历史预留下的这一条唯一生路艰难走下去，稍一错步或失足，就是整个民族的颠复。
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基本风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乐观精神。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