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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它的未来走向。
这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的为以有效的宏观手段（它的基础是微观的技术分析报告和数量统计报告），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见并且不设理论上的任何标准。
四
在战后，东西方在严酷斗争和对立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接受了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并分别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不仅间接地说明了冷战和对抗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联系，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对真理性认识的趋同倾向和服从本能。
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因为各国均把马克思先生的学说改造成土产货品而被差别所掩盖了。差别不是尘土，不能因为要显示思想的光辉而将它抹去。实际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够变异成土产时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
大多数国家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试图恢复思想的纯正性，并用正统的所谓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这时，思想变得苍白而且荒谬。
东方阵营是以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形式去实践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学说与本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沿习、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值观念相结合，甚至还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兴趣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也正由于各国在嫁接马克思先生的思想时它们所采用的母本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开放出的花朵也就面目全非，各放异彩。因此，这些表兄弟之间更多地表现出衣帽服饰的近似而并不能真正形成由血缘亲近感维系的完整体系。在每个独立个体的身上都无可掩饰地保留着它们的历史继承性。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几乎就是沙皇俄国传统的新版本；中国的封闭、孤独、骄傲以及宗法观念和体制，甚至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样式和手法上，都能清晰地影像出满清王朝时代的印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宣布自己改变颜色以后，仍未能成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传统角色，既受东方大国的压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驯顺，又时时刻刻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难以泯灭的仇俄心理。朝鲜（这里指朝鲜人民共和国——译者注）同样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严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坚硬；另一方面它又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求得邻近大国的保护，对此而心安理得毫无难堪之感。在历史上，东亚这个半岛国家与其邻居的关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的中国盛唐时代。
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
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
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
二、 质量问题。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
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
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
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治立国，前苏联在发展其国内某个工业或经济项目时，其基本着眼点并不是国内生产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为着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仅仅是为着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说明政治选择的正确而全力以赴制造的虚饰。当经济成绩或工业项目被当成工具使用时，因而影响了它的质量水平。
结果之工业建设成绩的综合影响，它的考核标准不在它是否瞬目而在它是否实惠。当一项工业成绩与民族经济的整体水平脱节时，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另一个灾难性结果是盲目的成就感堵塞了民族更新进步的道路。当１９５８年苏联领先于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它的人民也就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丧失了对国家政策的批判性检讨的能力。
与经济建设成就相比较，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各国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却显得十分不平衡。一方面是在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教育、卫生、艺术、哲学和科学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使这些发展难以为继，当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除了继续给这些方面以道义支持外而不能再予以财力支持时，已取得的发展立即呈萎缩或下滑趋势，倒退到它们各自在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支持下应有的位置。
以中国近期发生的事为例。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初级教育普及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网络，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了不起的成绩。但在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国家的财力开始分散，合作医疗网络迅速崩溃，城市职工公款医疗的体制也即将解体。农村儿童失学大面积发生。为维持学校费用而向农民集资已招来并不富裕的农民的埋怨，如不维持学校则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危机，实际上，政府已处于两难境地。
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由于进入了一个误区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政治领袖甚至普通选民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轨道以后政治建设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进度，并且这种超越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更强劲势头。
这是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的最荒谬的解释和滥用。马克思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反复表述过自己的见解，即社会改造和民族在政治上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成就。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发生歧解，这位哲学博士甚至冒着被政敌攻击的危险而武断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的文化、精神、政治发展的指标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即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阶段相适应。
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们始终对这一问题感到迷惑不解。先师的教导如此明白无误，不容置疑，为什么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另一条歧路呢？中苏长期对立，向来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在以发展精神文明为手段和借口毫不痛惜地扼杀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挂出政治第一这面旗帜的时候却如此一致？
进入８０年代后期，在改革的反思中，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卫士们在勇敢地承认自己犯下的过失的同时，都对当时之所以走上歧路罗列出一些客观实在的理由，这些理由表明了犯错误的苦衷和不可避免性。其主要理由是国际“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侵略和颠覆阴谋，外部的压力造成了内部的失误。
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美国及西方各国在５０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时期）也先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黑暗”时期，其理由也是共产主义威胁的陈词滥调。
问题在于，西方为什么能够迅速克服它的错误，没有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东方就一直拖延下去了呢？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东西对抗，全球冷战或者是几乎要毁灭人类自身的热核大战的危及都已经过去了，西方并非无可指责，东方亦不仅仅是扮演了受害者。如果整个人类由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全额收回补偿，因为它将指引我们顺利地毫发无损地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