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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对查拉普金说：“我后来从德马里，就是那个为‘反苏宣传’得了五分（当然不是学校成绩表上的）的十六岁的男孩子那里……”
“怎么，您也认识他？他跟我们一批递解到卡拉干达……”
“……听说让您当了医院的化验员，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却一直被派去干一般劳动……”
“结果他身体完全垮了。从车厢里拍下来运进布蒂尔卡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了。现在躺在医院，第四特别处发给他奶油，甚至还给葡萄酒。但是他还能不能起来，很难说。”
“第四特别处找你们去过吗？”
“找过。他们问我们，经过卡拉干达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把研究所在我们祖国境内建起来还是可能的。”
“于是你们就热烈地赞同了？”
“还用说！我们现在毕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说，全部设备都已经被硬拆下来，装了箱，他们自己运来了。”
“看，内务部多么忠诚于科学事业啊！我恳切请求您再唱几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轻轻地唱起来，忧郁地凝望着窗口（黑色的“笼口”和窗户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镜片上）。
托尔斯泰的愿望实现了：囚犯们不再被强迫去参加有害的宗教仪式。监狱教堂关闭了。诚然，教堂的建筑物还保留着，但是它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扩大监狱容量的需要。这样一来，在布蒂尔卡的教堂里便可以多容纳下两千名犯人，以每批的周转时间为两周计算，全年共可多通过五万人。
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进布蒂尔卡。我熟悉地穿过四面由监狱楼房围绕着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监室走去，甚至超过看守员一肩的距离（急着回家吃燕麦的马也是这样赶路的，用不着皮鞭和缓绳的催促）。有时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筑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宠口”跟监狱主楼的不一样，不是用工业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钢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烂的板条钉成的，它们标志着这座建筑物的次等地位。这地方是专为新判犯人准备的所谓布蒂尔卡的内部递解站。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里迈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特别庭判决以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教堂（正是时候！能祷告一下也不错）。我们被领上二楼（三楼也被分隔成监室），从八角形的前庭把我们分别塞进不同的监室。我进了东南监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四方形监室，当时里面关了二百人。也跟别处一样，板铺（那里是单层的）上面、板铺下面、以及干脆在过道里、花砖地上，都睡着人。不仅窗户外边的“宠口”是次等的，这里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为布蒂尔卡的亲生儿子，而是为它的晚子规定的。对这一堆蠕动的生物，既不给书籍，也不给棋类；铝制的饭钵和残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饭以后都要收走，因为担心在起解时的忙乱中被犯人带走。连盛水的缸子也舍不得发给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米哈伊尔皇帝”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带东西”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保卫同盟”队员被解走了（这些“保卫同盟”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十元券”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进行“工作”的经过。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觉得活龙活现。
在我们这部卷帐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真正的间谍。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机关”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民主党”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总书记”。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