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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让他自己谈谈吧，他考虑过，他有时间。
“‘休息点’——类似劳改营内开设的休养所。犯人们弯腰弓背地干几十年，从没休过假，现在让他们享受享受——住住为期两周的休息点。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营区外劳动，只在营区内干三四个小时轻巧活：砸石子，打扫营区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个五百人的劳改营，可以开办容纳十五人的休息点。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轮到一次。但正如劳改营里什么事都办得不地道一样，休息点的事办得尤其不地道。休息点的开办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觉，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单排好了。休息点的关闭也像一阵风，连半年都维持不下来。一股脑儿涌进去的全是会计、理发员、皮鞋匠、裁缝之流，全是劳改营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个真正干苦力的做摆设，因此只好把他们全说成是优秀生产者。进去以后，裁缝别列布留姆还会指着你鼻子说：我给外面人缝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给营里付了一千卢布。你这傻瓜滚一个月的木头杠子，营里连一百卢布的进项也落不着。谁该是优秀生产者？谁该进休息点？你还正牵肠挂肚地盘算着怎样钻进休息点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经关门大吉了。顶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监狱档案里记下一笔你哪年进过休息点也好，不是有那么多会计闲着没事吗？不，不记。因为这对他们不利。明年休息点再开办，头一批进去的又是别列布留姆，又没你的份。十年之间他们可能挽着你踉踉跄跄地通过十座劳改营，到了第十座，你想请求他们允许你在整个服刑期间至少能钻进休息点的门缝一次，瞧瞧那儿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