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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们的神！给我唱歌！”（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