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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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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