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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