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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颌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
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
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
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
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
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
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
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
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
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
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
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
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
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
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
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
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但是怪了。德国人刚被协约国打败（这总不该影响我们对待乌克兰的原则吧1），黑特曼也跟着他们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同一血统的兄弟们身上。不错，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们曾不遗余力地、甚至是勉强地利用“莫瓦”——乌克兰的语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是随时可以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当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刚一表示想要这么作的时候，我们却宣布他们是“班杰拉分子”，并开始追捕、拷打并处决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劳改营了。（其实“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普通乌克兰人而已。当他们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自由时，他们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希特勒作战。但是，我们对这一点却缄口不言，因为提这一点对我们不利，就像我们从来不提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一样。）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即我们的兄弟们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讲话，用它教育孩子，写商店招牌，这为什么会使我们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他的小说《白卫军》中）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响。既然两个民族过去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只要他们，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够了），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过的，双方关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时代而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尖锐化的！——他们要分离出去。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萨的海滨浴场？舍不得切尔卡塞的水果？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的，因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劳改营里同乌克兰人的长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们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为老一代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二十世纪末
期，我们不应该仍旧生活在使我们最后那位不太聪明的皇帝伤透
脑筋的那个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先
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控
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
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
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
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
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
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对乌克兰的处理将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就应该看到总
的发展趋势。既然过去多少世纪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就是
说，该是我们来表明自己明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交给他们自己
去决定。是交给联邦制派，还是交给分立派？那就要看他们之间
谁能说服谁了。不让步，则是愚蠢，是残酷。我们现在越是温和、
忍让和通情达理，那么将来重新恢复统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让他们自己生活，自己去试试吧。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分
离出去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