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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
”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