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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
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
（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了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
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假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
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
（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
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眼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