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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发出咝—咝的响声爆炸开。
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
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营区围墙上除了原已打开的几个豁口之外，外部敌人又凿开了十来处豁口（缺口外面布置了机枪手，防备囚犯从豁口涌出去），这当然是准备向营区进攻。于是营区内展开了紧张的防御准备。指挥部决定：拆掉营区的内墙和土坯墙，在各个豁口的内线修起第二道围墙，特别要用土坯加强面对豁口的地方，防护机枪射击。
一切全反过来了！现在是警卫部队破坏墙，劳改犯们却在垒墙！包括小偷们也在认真地垒墙，认为这并不违背他们的规矩。
还必须在每个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员，并要指定某排负责某处。夜间，听到警报就要严格按规定奔向指定的防御地点。规定的警报信号是敲打一个从货车上拆下的缓冲器，还有那种特别响亮的口哨声。
囚犯们十分认真地准备手持梭镖迎着机关枪冲上去。那些原本没有这种决心的人起初有些担心，慢慢也习惯于这种想法了。
只要闯过这一关，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们白天开始进攻了。有个豁口正对着斯捷普营管理处楼前的阳台。当时阳台上挤满了军官，闪着宽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们拿着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朝缺口开过来了。但他们前进得并不快。他们只前进到一定距离，以便诱使营区发出警报。警报一响，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挥舞着校徽、拿着石头和土坯进入防御．壁垒。这时，阳台上的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便纷纷响起来（自然不会把冲锋枪手们拍进去的）。于是，劳改营军官、检察官、政治教导员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当然，全是党员，便朝着这群手持梭镖的狂热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异荒诞的场面发出了得意的哄笑！这些酒足饭饱的、寡廉鲜耻的高级人物们正在阳台上戏弄嘲笑他们饥饿的、受骗的本国同胞。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
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
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
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
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
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干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
“随你们的便吧，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