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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农民与俄国历史上的流放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切流放不同之处，是不把农民流放到某个遥远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点去，而是赶到野兽出没的地方，使他们回到原始人状态。不，比原始人的处境还要坏：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期也是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类自古一直是这样选择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员替特种移民选择（被流放的农民自己当然无权选择！）、的地点则是满是石头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面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里根本挖不出水来，地上什么也不长）。相距三、四公里处就有一块适于耕作的河湾宜地，可是，不行，命令规定：不许在河湾居住！他们得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刈草，干草要用船运回来……有时甚至禁止种粮食作物。（农业经营的内容也要由契卡人员规定！）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往本大理解牲畜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农民没有牲畜简直无法过活。可是，这些流放来的人却注定今后许多年再也听不到马的嘶叫、牛的哞鸣和绵羊的咩咩声了，再也别想备鞍、挤奶和饲养牲畜。
西伯利亚楚雷姆河畔有一个库班哥萨克人的特种移民村，这个村子被铁丝网围住，四周修起了岗楼，像集中营一样。我们已经写到过，许多地方就是这样把流放村变成了劳改营。
为了使这些可恶的劳动者尽快死光，使我们的国家里不再有他们，也不再有粮食，看来是尽了一切可能的。许多这类村庄确实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过路人走过这些村庄的遗址时一点点地把遗留下来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边踢开落在脚下的骷髅。
无论什么样的成吉思汗也没有像“党”领导下的我国那光荣的“机关”那样消灭过这么多农民。
让我们再来看看瓦修甘惨案吧。一九三0年冬天，约有一万户人家（按那时期的每户平均人口计算，该有六、七万人）步行经过托木斯克被继续向前驱赶：先是顺托米河而下，又向鄂毕河下游走，然后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这支队伍走过之后，沿路的村民们曾被动员出来收拾遗弃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尸体。）然后这些移民被遗弃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岗（即沼泽地带中比较坚实而高出的地方）上，从此便无人过问了。既没有给他们留下粮食，也没有留下劳动工具。天气转暖，冻土融化，这里就成了孤岛。只有两条用原木在沼地里铺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条通向托博尔斯克，一条通向鄂毕河。而两条路上都有机枪岗哨严阵以待，不放一个人走出这座地狱。大批的人死亡。人们在绝望之中跑到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们立即被机枪打死。后来，冰消河开之后，托木斯克的综合合作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才派了船队载着面粉和盐去，但是这些船未能到达瓦修甘。（船队的领队，综合合作组织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这个情况就是他说的。）
这批人全死光了。
据说，后来确实追查过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甚至还枪毙了一个人。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即使确实枪毙了一个人，这个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吗S这是我国内战时期熟悉的比例：杀我们一个人，要你们一千人抵命！而这次则是：杀你们六万人，我们一个人抵命！
不这样就建立不起新社会！
不管怎么样，被流放的人中间还是有人活下来了。按他们所处的条件看，简直叫人无法相信，然而。他们活下来了。
帕尔察村农民的一天的生活是由科米的泽梁族人工长们的棍棒开始的。这些庄稼人生来就是自己开始每天的生活的，但如今却被别人用棒子赶去伐木或放木排。常常几个月不给人们晒晒衣服和鞋袜的时间，克扣他们的面粉定量，提高生产定额，还规定只有在完成定额后才能在晚上盖自己的住房。衣服全破了，人们用麻袋当裙子或者把它改成裤子。
是的，如果移民们全已死光，那就不会有许多今天的城市了，即便是伊加尔卡。伊加尔卡是一九二九年开始建设的。谁建设起来的？难道是北极林业托拉斯吗？不是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吗？人们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可是在一九三0年就已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剥夺财产的农民住在自己的特种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强管制的劳改营一样。虽然村子周围没有划定不准靠近的禁区，但是每个村里通常都驻有一名步兵，他在这里掌握着生杀大权：他有权独自无条件地处死任何敢于违抗命令的人。
他们属于很强壮的人种，竟然有人能从那种村庄里逃出来。库边斯克附近的加丽娜·奥西波夫娜·里亚博孔从沃洛格达州这样一座移民村里带出了一小股庄稼人（她走在前面，唱着歌，好像是去摘单薄）。她来到在哈尔科夫市给人当女仆的表姐那里。她的主人问一个大首长要不要一个好保姆。那家给她办了证件，要下了，而且对她很满意，她日子过得很开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丽娜忍不住要穿着铬鞣皮靴戴着丝绸头巾回到自己村子里去显摆显摆。她当然被抓起来，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这些特种移民村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们同古拉格群岛的血肉关系，很容易利用连通器的法则来解释：每当沃尔库塔劳改营感到劳动力不足时，就从移民村调来些特种移民（甚至无须重新判刑或改换名称！）到劳改营劳动。而他们也就在劳改营里老老实实地生活，到营区去劳动，吃囚犯们吃的烂菜汤。只是他们吃饭要从自己的工资中付款。（除买饭票外，还要付工棚费、保卫捐。）可是这些移民却没有一点想不通的表现。
这些与家属失去联系的特种农民就这样从一个村庄被转送到另一村庄，像囚犯从一个劳改点被转押到另一劳改点一样。
我国的立法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摇摆。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议，准许在五年之后可以给那些“一直从事（当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区里！）社会有益劳动并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忠顺态度（当然是指曾对村里的士兵、警备队长和行动人员有所帮助）的被剥夺的富农恢复公民权。”但是，这个十分荒唐的决议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且，这五年期满时正是古拉格群岛越来越变得严酷无情的时候。
何况这些年代也不允许这个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刚刚被暗杀，接着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欧洲又开始战争，一九四一年苏联本国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应该办另外一件事，这事也确实是办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对许多倒霉的“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们从特种移民村押进了劳改营。
不错，战争年代，当前线缺少勇猛的俄罗斯人力时，又想起了这些富农分子：他们作为俄罗斯人的良心应该高于其富农本性嘛！于是到处向这些人提出建议，要他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
人们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愿意去。例如H·赫…
夫就没有去。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这个人前半生经历为原型的，但我当时却没有勇气采用他后半生的经历。劳改营内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员那时争先恐后地报名去“保卫祖国”，都遭到拒绝，可是劳改营当局却主动要这个赫…夫去。不料赫…夫对劳改营登记分配处断然地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
这话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况且劳改营里的囚犯确实比无产者还要贫苦、低微和无权呀！可是劳改营管理处根本没有这样去理解他，而是宣布：判处H·赫…夫枪决！H·赫…夫作为死因在岗楼下面赔了两个星期，根本没想请求赦免，因为他恨透了这些人。后来还是管理处自己给他改判为……你判十年劳改。
有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把被剥夺的富农们带进了冻土地带或者泰加森林，放开以后就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带到那儿去本来就是要他们死的，干嘛要记住？那地方又荒凉又偏远，所以连一个当兵的也不留给他们。这个被英明领导撒手不管了的，没有马，没有犁，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向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是旧教徒，是永远受迫害、被流放的旧教徒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首长们”的凶恶实质。一九五O年，有一架飞机在波德卡缅纳亚一通古斯卡上空练习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空军学校的训练大大完善了，因此这位尽心尽力的飞行员从飞机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