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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茉隆Ｇ懊嫖乙烟岬剑颐窃谝痪潘木拍旰鸵痪盼�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的妇女们才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地除了农妇之外，当然，还有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他们却真相信运来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这些坏蛋还不愿意劳动，不愿意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出点力气，真是忘恩负义！（“应该把你们统统淹死！”团员积极分子对放逐者这样喊叫。）团员积极分子也就成了这些人的看守，监督他们劳动。积极分子早已预先接到命令：一听见枪响就立即组织对这些人的围捕。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在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流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处去，在矿场的小卖部凭内部流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奴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处境最坏的并不是农奴，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部使用的内部流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强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部专卖劣质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子，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孕期间请求派一点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出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