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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救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甚至谁都没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乱哄哄的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是啊，假如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去，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党的区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却步了。原来，古老的、野蛮人的法律刚刚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苏维埃政权就在这科克切列克荡然无存了。看来。这个政权的手也并没有从州中心江布尔市伸出多远，因为整整三天中既没有看见从江布尔市有一架飞机载着军队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态度坚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现有力量加强监狱的警卫工作。
这样，车臣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还是车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现出了真正的明智！他们到内务部机关去了一次，请求把胡达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给他们惩处。内务部机关小心地婉言拒绝了。老头们第二次到内务部机关去，请求举行公审并当场处决胡达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这一点，他们答应给胡达耶夫一家解围；不对他家的其他人进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了。但是，公审？这怎么行？！事先答应当众处决？这怎么行？！胡达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个盗贼，他是社会亲近分子呀！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权利可以践踏，但不能践踏一个多次杀人犯的权利！请示了州领导，上面果然拒绝了。“那么，一小时之后胡达耶夫的弟弟就会被杀死！”车臣族的老人们解释说。对此，内务部的官员们只是耸耸肩膀：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啊，还没有犯下的罪行，他们是不能去审理的！
不过，二十世纪的气息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但不是对内务部人员，而是对那些已变得冷酷无情的车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们还是没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们往阿拉木图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又有几位在整个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从阿拉木图匆匆赶来了。召开了元老会议。对胡达耶夫的大儿子进行了诅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决定：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然后，把胡达耶夫家族的三个人叫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可以随便走动，没有人会触动你们了。”
于是，阿布杜尔拿起书本上学来了。学校的党组织委员和团组织委员带着伪善的微笑欢迎他。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和课堂上，人们继续向他歌颂共产主义觉悟，似乎那令人难堪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阿布杜尔那消瘦的、变黑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们欧洲人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屠杀。但是，看来这类屠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但这条法律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买东西不排队就往前钻呢？要知道，对你这些话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骂，而是拥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来（可是你身边不会带着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会还他一刀：否则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开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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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刑满之后
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俄罗斯人”劳改点“释放”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所以我把它带走了。）
又一次经过巴夫洛达、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的递解站。虽然我们已算是刑满释放的人，但还是要对我们搜身，没收不许带的东西，赶进狭窄拥挤的牢房，塞进黑乌鸦囚车或“泽克”车厢，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警卫部队的军犬照样向我们狂吠，冲锋枪手照样喊叫；“不许回头！”
不过，在鄂木斯克递解监狱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别的事情时顺便向我们五个从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问道：“是什么神保佑了你们？”“怎么回事？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我们几个人立即兴奋起来。我们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错。“往南方呗！”看守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会！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忐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结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